21世纪的科学与中国
董光璧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尽管迄今所有社会预测并不可靠,为了掌握自已的命运,在新旧世纪之交,人们还是禁不住要作这种或那种预测。预测有四种基本方法:一是基于对象的规律,二是基于同对象的相关现象,三是基于对象的抽样频率,四是基于对象的历史外推。虽然迄今人们还没有掌握有关社会发展的精确规律,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任何科学规律可循。已经发现的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和世界政治霸权的某种周期性慢变化影响和制约快变化的控制论科学原理,以及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相关性,还是允许我们通过历史的外推而对未来作出某种展望,特别是对于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时限内的50年有所预测或展望。
一、世界将如何变化?
马克思(1818-1883)说科学技术是最伟大的革命力量。科学的革命性就在于它的开化性、解放性和趋势性,当今世界正在科学和技术的推动下走向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仅是现代的全球延续,同时也是现代化的新阶段或者说向后现代化的过渡。虽然现代化的进程启始于500年前的欧洲,但其渊源则可追溯到1000年前亚欧大陆两端所发生的变化。那时这大陆东端的中国文明达到其顶峰而开始日趋势衰落,而其西端的欧洲则从分裂和混乱中觉醒而终于率先进入现代社会。500年来世界变化本质上是产生自欧洲的现代化在全球的推进。
当代世界无疑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有些学者们喜欢称之为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在我看来,后现代不会是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因为它在反对科学霸权的同时走向了一种虚无主义,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们并非反现代而是主张超越现代性。依据“社会中轴转换原理”分析,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本质在于,从以财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科学为主导的“智力社会”的转变,所谓“后现代社会”变亦即智力社会。
社会中轴转换原理的中心思想是,社会形态取决于社会的中轴结构,而社会中轴的转换使社会从一种形态为另一种形态,呈现社会的阶段性发展。道德、权势、经济、智力和情感作为维系人类社会的五种抽象的基本力,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其中的某一要素成为社会结构的中轴,并且这种相互作用也是社会中轴转换的根源。按中轴转换原理考察社会的发展史,我们发现,人类已经经历了以道德为中轴的道德社会、以权势为中轴的权势社会和以经济为中轴的经济社会,现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经济社会向以智力为中轴的智力社会转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在从权势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过渡之中。
人类是通过用火和发明人工取火而进入其文明时代的,在四五千年前发明了轮子,在200多年前发明了用火推动轮子的动力机,在50多年前发明了可以控制一切机器自动运转的电脑。轮子、动力机和电脑标志着人类文明进步的三大阶段,即以质料为时代特征的农业文明、以能量为时代特征的工业文明和以信息为时代特征的科业文明。科学技术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进步,以电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主导着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并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信息时代。
历史上的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发生过三次,第一次革命是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和文字之发明,第二次革命是作为媒体制作技术之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第三次革命是信息传送和媒体制作技术的电子化。现在的以电脑为代表的电子化信息技术正在通过电子电路集成化、信息处理数字化和信息传输网络化形成新的主导技术群,并且这次技术革命也在促成一次新的产业革命,也就是说科业文明的信息时代必将到来。
经济学发现了三种经济波动现象,即3年左右的基钦短周期、10年左右的尤格拉中周期和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一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作为背景长周期制约中周期和中周期制约短周期,并且这三种周期还分别与技术创新相关。经济长波理论研究表明,17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经历了四个长波周期,1770-1830年的第一经济长波主要对应于机械化的创新活动,1830-1880年的第二经济长波主要对应于运输铁路化的技术创新活动,1880-1930年的第三经济长波主要对应于动力电气化的技术创新活动,1930-1990年的第四经济长波主要对应于电子化的技术创新活动。历史地外推第五经济长波将出现在1990-2040年,从现在的技术发展形势看它主要对应于信息数字化的创新活动。前三个经济长波所分别对应的机械化、铁路化和电力化可以概括为能量转换技术的创新,而第四波的电子化和第五波的数字化是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并且这种趋势可能延至第六波。
不仅世界经济有其波动周期,政治学家还发现了100年左右的政治霸权周期,即所谓莫德尔斯基的政治中心转移律。莫德尔斯基认为每次全球战争都成为一个大国兴衰周期的开端,经过战争某一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以拥有维持全球秩序所需资源之一半的国家为“霸权优势”计,16世纪以来发生了从葡萄牙到荷兰再到英国而最后到美国的五次政治中心转移情况:1495-1580年是葡萄牙中心期,其中1495-1516年为全球战争期,1516-1540年为其霸权优势期,1540-1580年为其衰落期;1580-1688年是荷兰中心期,其中1580-1609年为全球战争期,1609-1640年为其霸权优势期,1640-1688年为其衰落期;1688-1792年是英国中心期,其中1688-1713年为全球战争期,1714-1740年为其霸权优势期,1740-1792年为其衰落期;1792-1914年是又一个英国中心期,其中1792-1815年为全球战争期,1815-1850年为其霸权优势期,1850-1914年为其衰落期;1914年以来是美国中心期,其中1914-1945年为全球战争期,1945-1973年为其霸权优势期,1973年以来为其衰落期。葡萄牙占据澳门,荷兰占据台湾,英国占据香港,美国阻挠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这些使我们中国人对世界霸权有了直接的感受。历史地外推,21世纪为第六政治霸权周期,最近的未来二三十年是这个周期战争期。
不仅经济和政治有周期性,科学发展也有其周期性,而且有10年、80年和600年甚至5000年等不同的周期。汤浅光昭描述过自16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所经历的六个80年左右的周期,各周期相应的高峰分别为1580年代、1660年代、1740年代、1820年代、1890年代和1970年代。以占世界科学成果的25%为世界科学中心计,它们大体分别对应于意大利、英国(连续两次)、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世界科学中心地位。600年周期作为背景影响和制约80年的诸周期,而5000年周期又作为背景影响和制约600年周期。蒋志对科学计量资料的统计表明,我们所处的600年周期的高峰在1930年前后,所以我们当前正处在下坡期,在下降过程中还会出现越低的几个高峰,最近的下一个高峰在2050年前后,未来50年大体为第七个80年的科学周期。600年周期的下坡形势意味着,近期内科学的深层基础不会发生变化,已有科学原理的技术运用,特别是寻求新的信息技术原理,可能成为科学活动的主流方向。而我们所处的5000年周期的高峰在2250年前后,所以当前世界正处在上升期,这5000年周期的上坡形势又意着未来500年是科学大发现的时期。我们中国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世界科学的边缘地带,来自世界的科学使者和出国留学的主流动向,无一不与科学地理中心的转移相关。
对21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有两种流行的看法,一是依据北美、欧盟和东亚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认为世界将走向区域化或多极化,二是从1970年以来欧、美经济衰退和东亚经济奇迹而认为世界中心将从美国转移到亚洲。
诚然自1970年以来的美国,作为第四经济长波的主要受益国出现经济萧条的波动,作为第五政治周期的世界霸主地位在日益衰落,作为第六科学周期的世界科学中心也进入了发现的递减期,但这都是世界经济、政治霸权和科学技术周期波动的正常行为,并不能由此而断言在新的周期中它注定不能重新占据优势地位。
如果我们注意到英国曾连续两次占居世界科学中心(1664年和1746年两个科学兴隆高峰期)和连续两次占居世界政治中心(1714-1740年和1815-1850年两个霸权期),尽管在科学和政治两个领域的这种二连冠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的先例和美国的现状也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在未来的第五经济长波期美国再次居世界科学中心地位和再次成为世界政治中心也不是不可能的。
二、中国应如何应对?
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世界化的过程,一方面中国的四大技术发明和人文精神对欧洲的现化化进程分别起了引发和助推的作用;另一方面欧洲现代化为其他地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供效法的模式。尽管殖民主义的贸易和征战客观上推进了现代化的世界化,但这一残酷的进程不仅造成了世界的南穷北富并威胁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而且随着现代化进入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日益强化。
如果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同世界经济长波和世界霸权周期以及世界科学周期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50年限期,大体对应着第五个经济长波、第六个政治霸权周期的全球战争期和第七个80年之科学周期的上升期。这种对应本身就暗示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已经启动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跨国的和国际的金融机构推动和操纵的,在商业竞争的驱动下发展对全球范围内的各种资源的利用和整合能力。像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面临三种可能的前途:一是顺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安排,在国际分工中充当附庸的角色;二是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发展主流之外,在孤立的环境中继续边缘化;三是寻求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在平等互惠的国际合作中谋求发展。
人类之旅的前锋已经开始从经济中轴向智力中轴的转换,而我们中国作为人类之旅的后队还在权势中轴向经济中轴转换的途中。基于中国落后一个“位相”这一现实,我们若想与世界同步进入智力社会,或者说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必须两步并作一步走。我们的任务是双重的,即在社会中轴从权势向经济转变的同时,完成从经济中轴到智力中轴的转换。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这种“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进行全面的研究。
毛泽东(1893-1976)关于创造中国学派的号召应该提到日程了,他早在1956年就提出“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已的学派”。当代科学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高技术评估的困难和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及其特征。价值理性正在成为科学行为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总体范式业已在转变之中,一种与传统理解的科学不完全相同的新的科学类型正在形成。这种种迹象昭示了科学可能不再完全沿着17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将从其以科学与人文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性转向其以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后现代性,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当今世界正处于原子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关头,如果说原子时代的源尖是古希腊的原子论,那么信息时代的先驱是中国的《易经》。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的种子,向世界提供我们文明中的最佳遗惠,以在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科学知识系统和新的人文价值体系,当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Science 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21st Century is a key period for modernity to advance to the post-modernity of the human society. In the period ,world econimy,international poli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 en-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China,which has begun a period of innov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characterstic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ntion,establish her selective notion about cultural values, develop new mode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each for seeds of new scienc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world scien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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