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现代中国

寒山：文化大革命与爱因斯坦 - -

                                      

寒山：文化大革命与爱因斯坦

寒山

爱因斯坦不但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也是人类科学史上可以和牛顿并列的少数杰出科学天才之一。但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和批倒批臭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号召下﹐爱因斯坦却被“揪”了出来﹐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今天在人们对文革中的疯狂和荒谬逐渐淡忘的时候﹐重温这段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开始于1968年春天。根据革命造反派的理论﹐当时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在自然科学战线上从反动学术权威那里把理论权力夺过来。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有着多种原因。第一﹐他是西方最有影响的科学家﹐批倒了他就批倒了西方科学。用当时的话来说﹕“只有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第二﹐爱因斯坦受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的影响很深﹐而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曾经受到列宁的批判。第三﹐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取决于观察者所使用的参照系﹐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相对主义和唯心论的嫌疑﹔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则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最终是有限的﹐这又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物质和运动是无限的信念相冲突。

当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织﹐叫做“‘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于这个学习班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它就被简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1968年6月这个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在内部传阅﹐被称为“批判相对论的开端”。文章说批判相对论是落实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十六条”﹐“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对论被说成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光速不变的原则“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结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极限的反动政治观点。”这篇文章被送到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那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把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推向全国。

毛泽东多年的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直接领导了这场运动。他多次对运动做出指示和部署﹐派专人常驻学习班﹐指使《红旗》杂志派编辑去学习班帮助修改批判文章﹐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1970年4月3日﹐陈伯达来到北大召集会议﹐号召对爱因斯坦发动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他甚至要中小学生也来批判爱因斯坦﹐说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他还提出要召开批判爱因斯坦的万人大会。在他的催促下﹐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专门派了一名军代表负责领导运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了《相对论问题讨论》。这份杂志的第一期出版于1970年6月﹐在编者按中﹐第一句话就是陈伯达1966年的名言﹕“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这期杂志上还传达了陈伯达的最新指示﹐要求科学家向中小学生学习﹐“创造出资产阶级老爷们臆想不到的奇迹﹐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拋在后面﹐响亮地发出无产阶级的声音。”

《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出版后在全国发行﹐一些科学和教育部门紧紧跟上﹐把这个批判运动当作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部署的重大任务。他们开座谈会﹐办学习班﹐部署笔杆子写文章﹐一时闹得不亦乐乎。特别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以复旦大学为基地﹐和被陈伯达控制的以中科院为中心的北京批判运动争夺控制权。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在1970年以后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下次再接着介绍。

(本文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屈敬诚﹑许良英1984-1985年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上的有关文章﹐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

我们在上次节目中介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是如何开展起来的。在这次节目中我们继续介绍运动的发展情况。

当时在北京，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控制的。但是在文革的左派中，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与以北京为基地的陈伯达明争暗斗，他们都把批倒批臭爱因斯坦看成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的机会。就在北京的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也在1969年以复旦大学为中心成立了“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笔名“李柯”，说要象批判走资派那样把爱因斯坦交给群众批判。为了给大批判收集材料，他们让一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知识分子翻译外文资料。当时除了爱因斯坦，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还把西方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也放进大批判的名单，包括巴甫洛夫和居里夫人。

1970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突然倒台了。陈伯达的倒台使北京的大批判运动失去了得力的后台。北京很多科学家本来就是迫于压力违心地参加运动，在陈伯达倒台后他们更找到了回避运动的借口，于是北京的运动在1970年夏天以后不了了之。但陈伯达倒台却使得上海的批判运动成了唯一的中心，姚文元取代了陈伯达。

1971年初，姚文元在上海写作组的汇报会议上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先抽象肯定，再把他们骂倒。于是李柯等班子立即抓紧写作大批判文章。1971年九月，姚文元到上海，写作组把赶写出来的稿子给他看，姚看到文章中说平直时空比弯曲时空更错误时，尽管他毫不懂科学，但却指示说弯曲时空也同样错误，因为它必然导致封闭宇宙和有限宇宙的结论，于是写作班子再进行修改。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垮台，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文革的极左路线受到挫折。周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是抵制的，主张恢复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他也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西方科学。在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他特意提到爱因斯坦和马克思一样，是犹太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周的这番话使得极左派的批判稍微收敛了一些。在1972年九月写出的第五稿中，他们改变了一味咒骂的笔调，甚至说爱因斯坦也算得上“科技领域里革新的闯将”，但仍然批判相对论在“反动世界观指导下而造成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荒谬。”这篇文章送给姚文元后，终于得到了姚的夸奖。这份稿子后来就成了公开发表的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的样板。

到1974年和75年，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又和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结合起来了。

上海的李柯等写作班子在他们的文章中说爱因斯坦就是西方学术界的大儒和孔老二。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整倒周恩来，为文革中崛起的“四人帮”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于是李柯等人的文章中以批爱因斯坦为名对周恩来进行影射，说“爱因斯坦在晚年既孤独又凄凉，既看不到任何政治上的出路，又幻想复辟、倒退，使资产阶级返老还童，恢复青春。”当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话是影射周恩来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抵制和不满。1975年，“四人帮”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也跟着升高了调门。上海的写作班子一份批判文章改写成爱因斯坦传，把爱因斯坦的一生写成是反革命和为帝国主义作辩护。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界。当时中国的科学家是如何对付这场运动的呢？这场运动又是如何收场的呢？我们今天回顾这场运动，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我们下次再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在上两周介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极左派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这个运动从196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垮台。那么，当时的中国科学家是怎样对付这场运动的呢？

当运动在北京发起后，北京的科学家们在政治压力下违心地参与了运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和物理有关的研究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很多科学家们受所在单位的指派，参加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但是当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发展到过于荒谬可笑的地步时，很多科学家不顾压力，抵制了运动。例如，就在陈伯达亲自去北京大学发动群众起来批判爱因斯坦不久，“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按照陈的布置，把一篇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交给《红旗》杂志准备发表。消息传到了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那里后，周立刻找到主管大批判的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对刘说如果这样草率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将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

《红旗》杂志后来把这篇文章撤了下来。周培源先后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过物理，还到爱因斯坦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对西方科学比较了解，对爱因斯坦十分崇敬。当林彪事件给文革的极左政策带来挫折后，周培源在一次会议上说相对论是物理学上的三大革命之一，使上海的极左派十分恼火，他们立刻发表文章质问说：如果相对论是革命，那么批判相对论的人不就成了反革命吗？

有一次，“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中有人想把相对论和当时正在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联系起来进行批判。他们提出一项指控，说如果按照相对论，在宇宙中发生的事件没有绝对的先后，要按照各自的参考系来定，那么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谁开第一枪这个问题不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吗？我们又怎么能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呢？这项罪名一下就把相对论和“国际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谁要是不同意就是为苏联辩护。

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家竺可桢指出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从而否定了这项罪名。他说苏联和中国同处于地球上，属于同一个参考系。

不但如此，在“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出版的第一期 相对论问题讨论中，北京的一些科学家甚至设法把一篇对狭义相对论进行客观评价的文章也放了上去，使得上海的极左派非常恼火，说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中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路线在上海，反动路线在北京，北京对爱因斯坦是明批暗保。

那么，对于这场运动，毛泽东是怎样的态度呢？虽然中共方面至今没有公布有关文件档案，但我们可以想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毛泽东是不会不知道的。当时上海和北京两个大批判组的文章都送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审阅，文件很多是用大号铅字印刷的，这是专门为视力不佳的毛泽东作的安排。

1970年，有一次上海批判组收到北京方面传来的话，说中央最高领导人觉得他们写的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好懂。听到这个消息后，根据姚文元的指示，上海批判组又对文章作了修改。这些都说明，□P爱因斯坦的运动至少是在毛泽东默许下进行的。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不但对基础科学有浓厚兴趣，而且对科学理论的态度比较开明，但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眼皮下畅通无阻地进行，这个事实充份说明毛泽东的所谓“开明”只是对那些符合他政治需要的科学，例如证明物质无限可分、时间空间无限的科学假说，因为它们可以用来证明矛盾和斗争永远存在，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服务。而对于那些不符合他的哲学观点的科学，哪怕是象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大师，他也放手让极左派去长期批判。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最终以四人帮的垮台而告终。我们今天回顾这场运动，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下，再荒谬和没有根据的指控和批判，只要是符合一时的政治需要、有政治权力支持，也能够变成现实。今天在中国当然已经没有人会去批判爱因斯坦，但产生那场运动的土壤究竟有多少已经被彻底铲除了呢？  

- 作者： chinsci 访问统计：　2005年07月27日, 星期三 05:24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