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涛：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 -
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
白云涛
从晚清至今，中国留学生约百万之数。从1948年中国第一批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产生至今，中国共有院士1600多名。中国院士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说明：一，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留学运动，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留学国别和留学规模起伏不定；二，留学生是现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促进者；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留学生对中国发展的作用多反映在科技领域；四，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的普及，中国的留学教育将最终成为不具有任何特殊性的常规教育，归国留学生并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文/白云涛
从晚清至今一百多年间，中国莘莘学子远赴海外，艰苦求学，绵绵延延，共历十代。
其中1872—1875年分四批官派120名12—15岁幼童赴美为第一代；1877年选派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海军为第二代；1902年清末“新政”之后约十年间万余学子跨海赴日求学为第三代；1909年至1945年总计数千的“庚款留学生”和“自助学者”赴美求学为第四代；从1915年开始到1920年形成高潮，总计约两千多人（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主）的“留法勤工俭学”者为第五代；从1920年莫斯科东方大学建立到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由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而成）关闭，先后在苏俄学习的总计逾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为第六代；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官派美欧和自费赴美欧，总计数千的留学者为第七代；从1938年至1948年官派和自费赴美欧的万余留学者为第八代；从1950年到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派出的18000余留学者为第九代；从1978年首批公派留学赴美，随即以各种形式远赴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以美欧日澳为主），至今总计数十万的新时期留学者为第十代⑴。
从1948年中国第一批院士——国立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1955年新中国中国科学院第一批172名院士和1994年中国工程院第一批96名院士产生至今，中国历史上共有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中国科学院院士970人⑵，中国工程院院士642人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外籍院士71人⑷ ，总计1764人。
扣除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所包含的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36人⑸、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者33人⑹、两院外籍院士71人、取消院士资格者1人⑺，实际为1623人。
1980年以来，特别是近年推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包含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著名科学家。计有：香港中文大学黄乃正和香港大学孔祥复、苏国辉、张佑启、郑耀宗，他们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任?华（女）、梁智仁、唐叔贤和香港理工大学陈新滋、香港中文大学麦松威、香港科技大学叶玉如（女）于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台湾阳明大学张心?于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0年以前上述三个地区的院士不在本文统计之数和研究之列。
中国院士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国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探索留学生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展望新时期留学潮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计量分析
1928年6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时有享誉国内外的顶尖学者百余人。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由30名著名学者组成的评议会，作为院务学术机构。1946年，由重庆迁至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修改组织法，决定实行院士制。随后拟议院士人选。
当时入选院士资格有二：一是在专业上有特殊著作、发现或贡献；二是主持学术机构在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
经反复筛选，1948年4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诞生。即：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 李书华、叶企孙、 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 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 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 陈桢、童第周、胡先?、 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此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除人文组个别院士外，都曾接受过留学教育。具体情况如下表：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接受留学教育情况一览表。⑻
如表中所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77名接受过留学教育，所占院士比例高达95％。而留学院士中又以留学美国者最多，占院士比例高达60.5％，加上欧洲诸国，高达89％。这些曾经留学欧美的院士，多为取得令人称羡的博士或硕士（多位博士）学位，且归国后成绩卓著的早期庚款留学生。
20世纪初留日潮中的留日学子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早期庚款留学生，但当选院士的比例很低，其主要原因一是留日生大多完成大学学业后便返国工作，很少留在日本继续深造获得较高学位。而留学美欧者，不但在取得大学学位后留在留学国继续深造，取得了博士或硕士的较高学位，不少人还在取得较高学位后，仍然留在留学国，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大多从中领悟到了研究的性质和途径。同时，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许多学科的前沿那时已经集中在美国。再加上当时的美国，已经建立起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现代学术制度。在美欧留学并作过科研工作而归来的学者，大多是现代学术制度培养出来的佼佼者，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这些都是留学美欧者占据院士如此高比例的重要因素。
从年龄结构上来讲，40岁以下的共3人，即37岁的陈省身、38岁的徐宝蘅、39岁的华罗庚，都在数理组，且都在数学门。46—60岁者占80％以上，其中51－55岁者占30.9％。数理组和生物组只有1位超过60岁，其他60岁以上院士均集中在人文组中。未曾接受出国留学教育的张元济、柳诒徵、陈垣、顾颉刚四人均为人文组成员\[1\]。这一方面说明，数、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在中国发轫较晚⑼，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才的科学家往往在年轻的时候便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语言科学，往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所成就。
这一届院士是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最高代表。留在新中国工作的院士，特别是自然科学院士，大多成为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部委员（院士）⑩。
◆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计量分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为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为副院长。此5人皆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随即实行学部制，并于1954年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科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召开，172名自然科学家成为第一批学部委员。1993年10月，国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自1955年至今，中国科学院进行了九次院士推选工作，共推选出970名院士。
此970名院士接受留学教育的情况如下表：
中国科学院院士接受留学教育情况统计表⑾
如表中所示，1955年172名院士，接受过留学教育的比例高达92％，其中留学美国的院士占院士总数的51％。1957年18名院士，接受过留学教育的比例也很高，达89％，其中留学美国的院士占院士总数的50％。加上曾经留学欧洲的院士，两届留学美欧专家均占院士总数的80％左右。其原因和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产生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两届院士的主要成员是1909年到1945年第四代的总计数千的“庚款留学生”和“自助”赴欧美求学者。而第五代“留法勤工俭学”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第六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如曾经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李立三、朱德等，曾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刘少奇、邓小平、任弼时、张闻天、聂荣臻、肖劲光、肖三等。可见，留学对中国科学和政治影响之大。
从1958年到1979年，长达22年的时间，中国没有进行院士推选工作。1980年一次推选出中国科学院院士283人，接受过留学教育的院士占院士总数的比例虽有所减少，但仍占70％。留美留欧院士仍占院士总数的64％。这是因为此批院士的主体仍然为第四代“庚款留学生”和“自助”赴欧美求学者，他们和祖国共患难，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值得注意的是，在1955年和1957年两届院士中比例为零的留学苏联者，在1980年届院士中的比例突然上升到4％，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63年间向苏联和东欧派出的第9代留学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友好同盟关系。在美苏冷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很自然地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断了留学教育上的往来。为了工业化建设，从1950年到1963年，新中国向苏联和东欧派出了一万八千余人的第九代留学者。1964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停止对苏派遣留学生。自此至1978年，长达15年时间，新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完全停顿。而在史无前例的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归国留学生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这一时期，是中国留学教育前所未有的低潮时期。反映在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关系上，我们看到，1991年推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留学美国的院士所占比例由1980年的45％急剧下降到9％。以后逐年下降，1993年占5％，1995年占3％。留学英德法日的比例也是如此。而199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留学苏联的院士比例由1980年的4％猛增到10％，1993年达到15％，1995年14％，1997年10％，一直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比例。这些院士都是在与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断绝留学教育往来的这段时期，留学苏联和东欧的第九代留学者。
同时，我们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学苏联（或在苏联短期工作过）的人员中，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钱其琛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从1978年开始，新时期的留学热潮澎湃而起，至今公派留学生已近60万人，其他各种途径出国求学者不计其数。1978年，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就是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由那时至今的留学潮，学子们先是争相远赴现代科学最发达的美欧日，其中留学美国者为最多，数量虽然很难精确统计，但无人对此持有异议。
随后留学地域逐渐扩大，至今遍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专业涵盖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相对而言，仍以留美为主，欧洲诸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次之，留学前苏联、现俄罗斯，以及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者极少。反映在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关系上，199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留学美国的比例从1997年的3％开始缓慢上升到7％，2001年留学美国的院士比例继续上升到9％。而留学前苏联的比例1999年下降到7％，2001年继续下降到5％。反映出老的留学苏联的留学者逐渐减少，渐渐消失于中国的科技界，而新的留学美国的留学者逐渐上升，并开始活跃于中国科技界的趋势。
◆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计量分析
1993年10月，国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在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程院。1994年6月，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推选产生中国工程院第一批96名院士。自此至今，中国工程院先后进行了六次院士推选工作，共推选出工程院院士642名。此642名院士接受留学教育情况，如下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接受留学教育情况计量统计表⑿
中国工程院院士产生于改革开放的9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留学专家健在的很少了。所以，留学生院士只有184人，只占院士总数的29％。从上面的计量统计表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曾经留学苏联的院士在留学院士中的比例很高，占55％，占院士总数的13％。原因很简单，这些留学苏联的院士都是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我国向苏联派出的第九代留学生。相反的，留学美国的院士丧失了比例优势，只占留学院士的28％，占院士总数的11％。原因也很简单，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我们几乎断绝了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往来。
然而，另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是，虽然曾经留学苏联的院士总体上比例很高，但1999年曾经留学苏联的院士占院士总数的11％，比1997年20％的比例猛然下降了9个百分点，2001年又下降到7％，比1999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比1997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曾经留学美国的院士在1999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1999年，曾经留学美国的院士只占院士总数的3％，但到2001年，曾经留学美国的院士占院士总数的比例突增到15％。这突增的12个百分点，主要是改革开放初期赴美留学，学有所成归国后建功立业的第十代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而曾经留学苏联的院士占院士总数的比例猛然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原因也不言而喻：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断绝了留学往来，而改革开放后与美、欧、日相较，苏联科技水平已大为落后，新时期留学者乏人赴苏的缘故。
由工程院院士所反映出的从建国到改革开放30年的留学史，折射出的是看似简单实际复杂的国际上的政治史、外交史、科技发展史。
◆四、历史之于今的启示
纵观中国130余年留学潮，通过组成中国院士的留学生成分的计量分析，我们看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开始起步，总计数千的第四代留学生，包括庚款留美生，以及总数远远多于“庚款生”的数千“自助”赴美求学者，多为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各学科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2\]。他们当中大多理所当然地成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也理所当然地成为1955年、1957年、198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们是彪炳千古的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促进者，他们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而闻名世界，对中国人民感情至为深厚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十分遗憾地叹息现代科学未能从古代科学极为发达，对世界文明贡献极大的中华民族诞生。但中华民族仅仅以数十年之期，取得当今举世瞩目之现代科技成就，也足以傲视世界了。
现代科学技术，19世纪发韧于欧美，自20世纪起，美国以有利于促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的现代学术制度始执其牛耳。第四代的庚款留美生和大量的“自助”远赴美欧求学者，适逢其时，求学海外，建功中华，开拓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学苏联的近两万人的第九代留学生，他们是中国发展基础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2\]但是，他们不是在现代学术制度下产生和成长的，他们多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佼佼者，不是现代科学理论上的先行者。可以说，如果没有留学生，特别是如果没有第四代的庚款留美生和“自助”留美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现代科技事业。
与绵延不绝的留学运动相始终的，不仅仅是留学生群体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影响，对中国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和深远的。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首届临时内阁18名成员，15名留学出身，占83％。1912年至1928年历届北洋政府内阁成员有56名留学出身，占51％。20年代的北洋政府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归国留学生。从1927年到1949年，历届国民政府内阁成员有56人留学出身，占57％。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是归国留学生对中国社会政治影响最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归国留学生对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推进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对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起到了其他社会群体无法起到的作用\[3\]。由于意识形态的一致和长期的党和国家之间合二而一的合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留学人员中至今在中国政治领域发挥较大作用的，多是留学苏联者。
新时期的留学潮自改革开放初期肇始，就呈现出逐年增长、蓬勃发展的态势。据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有近32万人远赴海外留学，平均每年1.6万人\[3\]。进入新世纪，出国留学更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据统计，2000年全国出国留学人员为3.9万，2001年达8.4万，2002年突破10万大关，达12.5万。2003年，出国留学人员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4\]。由此推算，截止到2002年，能够统计到的出国留学人员总计56.8万人。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日益提高，来华外国留学生与日俱增，汉语也逐渐成为全球最强势的语言。据统计，2002年外国在华留学生有8.6万人，全世界逾85国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学生超过3000万人，且已有40万外国人通过“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外国留学生称“汉语托福”），其中2001年通过者为9万8千人，2002年超过了10万⒀。
因留学人员出而不归而造成人才外流，是长期以来人们非常关注并希望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切实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其实，人才的流入与流出不取决于有关政策，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发展程度。
我们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综合实力的强大，创业机会的增多，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的回流出现了迅猛递增的良好势头。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计27万人，回国9万人，回归率为33％。其中国家公派4.4万人，归国3.7万人，回归率84％；单位公派8.6万人，回国4.8人，回归率56％；自费留学13.9万人，回国0.4万人，回归率3％。自1997年以来，上述三类人员的回归率每年大幅度提高，其中国家公派回归率现已达95％以上，自费留学回归率也以每年13％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5\]。
另外，从长远看，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和未来，任何国家的出境留学而不归和入境留学而不去，都不是狭隘的人才流失和人才吸收问题，都不存在人才损失和人才受益的绝对反差。宏观而言，留学运动是发展国家人才质量向发达国家人才质量比肩的提升过程，也是国际间人才的优化配置过程。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涡旋流动，既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有利于人才流出国的长远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比我们认识得要深刻，并开始采取某些措施。比如德国，现出国留学生占国内在校本科生总数的13％，有关部门认为这个比例远远不够，计划到2008年要发展到出国留学生占国内本科生总数20％的比例。同时，德国对外国在德留学生的比例也不满意，希望到2008年外国留德学生增长到本国在校本科生的10％\[6\]。用这个比例来看待中国的留学工作，不管是流出的本土留学生，还是流入的外国留学生，仍然需要有较大比例的增加。
如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归国留学人员开始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时期的留学运动开始进入祖国母亲受益越来越大的回报期。但是，我们也非常遗憾地看到，留学归国人员的作用多体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或促进中国生产力现代化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上，以及引进和传播先进的管理理念方面，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所体现的作用虽然潜移默化，但仍然极为有限。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缺少有必要专业知识的官员是妨碍中国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学者也感慨道：与目前中国在职官员攻读学位的热潮相比，由归国留学人员担任各级行政领导或行使各种管理之职，将更有益于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使中国能更快地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3\]我们也没有忘记：19世纪60年代，“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木夏木、陆奥诸人皆20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方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赴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起东方。”\[2\]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注释：
⑴ 参见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百年接力留学潮》文，载《科技日报》2003年2月12日。如此划分的还有著名近代史家戴逸等，可参见戴逸为《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所写之序《中国留学教育的光辉道路》，该书于1999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⑵ 本数据采自“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网站（www.casad.ac.cn/）《历次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人数（按学部统计）》（访问日期：2003年9月2日）。2003年度中国科学院58名院士资料也从该网站获得。
⑶本数据系笔者根据中国工程院编《中国工程院院士》（1）（2），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3）（4），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版，以及中国工程院网站有关资料编绘而成。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1）（2）收录了1994、1995、1996年当选的332位院士的简介和照片，《中国工程院院士》（3）收录了1997年当选的116位院士的简介和照片，《中国工程院院士》（4）收录了1999年当选的113位院士的简介和照片。2001年院士数据是通过网上查询中国工程院网站和其他资料获得的。2003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增选工作正在进行，已经第二轮评议产生出的170名候选人，不在本文统计之数和研究之列。
⑷ 本数据系笔者根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网站“历次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截止到2002年）和中国工程院网站“全体外籍院士名单（25人）”（截止到2001年）综合统计而成（访问日期：2003年9月2日）。在总共71名外籍院士中，包括陈省身、李政道、丁肇中、杨振宁等在内的36名外籍华裔科学家，无一例外，均为美籍华裔科学家。
⑸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部院士叶企孙、华罗庚、许宝?、严济慈、苏步青、吴有训、赵忠尧、饶敏泰，化学部的庄长恭、吴学周、曾昭抡，生物学部院士王家楫、贝时璋、邓叔群、冯德培、伍献文、汤佩松、张孝骞、陈桢、罗宗洛、秉志、俞大绂、钱崇澍、殷宏章、童第周、蔡翘、戴芳澜、李四光、杨钟健、竺可桢、黄汲清、谢家荣，技术科学部院士茅以升、周仁、侯德榜、梁思成（笔者依据1948年和1955年院士名单对照统计）。
⑹他们是钱学森、侯祥麟、张光斗、严恺、邵象华、李国豪、张维、罗沛霖、王大珩、吴阶平、严东生、陆元九、师长绪、吴良镛、赵仁恺、闵恩泽、郑哲敏、朱光亚、张宗祜、潘家铮、沈志云、顾诵芬、周干峙、石元春、常印佛、宋健、王越、闵桂荣、陈俊亮、王淀佐、王选、李德仁、路甬祥。
⑺1980年被评议为学部委员的方励之，1989年被撤销学部委员资格。
⑻本表根据罗丰《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19日）文中转载的夏鼐于1948年底撰写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中的有关表格编辑而成。夏鼐时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因评议院士期间该所所长傅斯年赴美医治高血压病，所内事务暂由夏鼐代理，夏鼐因此而代傅斯年参与评议院士之全过程，并以列席者身份出席评议会议。夏鼐虽未入院士之列，但对院士评议过程知之甚详，并于1948年底撰写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一文，从纯学术的角度分析了当选院士情况。
⑼一般认为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是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和《科学》杂志的发行，参见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20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文，载《北京观察》2002年第9期。
⑽1948年评议产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1949年底随国民党政府赴台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赴美定居者12人，占院士总数15％；留在大陆为新中国工作的60人，占院士总数74％，他们是：
数理组：姜立夫、许宝?、华罗庚、苏步青、吴有训、李淑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敏泰、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茅以升、萨本栋；
生物组：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陈桢、童第周、胡先?、殷鸿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李宗恩、张孝骞、汤佩松、冯德培、蔡翘、俞大绂、邓叔群、罗宗洛、秉志；
人文组：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顾?刚、梁思永、郭沫若、梁思成、周鲠生、钱端升、马寅初、陶孟和、陈达、萧公权。
参见李扬《多少“院士”留在大陆》文，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
⑾本表系笔者根据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画册》1955年·1957年卷、1980年卷、1991年卷（以上三卷为中国科学院内部印行）、1993年至1999年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网站（www.casad.ac.cn）“院士介绍”（2001年）等资料编辑而成。
⑿本表系笔者根据中国工程院编《中国工程院院士》（1）（2），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3）（4），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版，以及网上有关资料编绘而成。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1）（2）收录了1994、1995、1996年当选的332位院士的简介和照片，《中国工程院院士》（3）收录了1997年当选的116位院士的简介和照片，《中国工程院院士》（4）收录了1999年当选的113位院士的简介和照片。2001年当选院士的学历情况主要是通过网上查询中国工程院网站和其他资料获得的。
⒀关于2002年外国来华留学生数，采自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曹国兴《留学工作的根本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文，载《神州学人》2003年第7期。关于外国在华留学生和全球学习汉语情况，采自《走，去中国学汉语》、《汉语走向世界》、《十万外国人考汉语托福》等文，均载《编译参考》200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罗丰.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N\].中华读书报.2003?2?19.
［2］宋健.百年接力留学潮\[N\].科技日报.2003?2?12.
［3］程希.关于全球化时代留学人员地位和作用的若干思考\[Z\].“中国侨网”.
［4］呵护留学\[J\].神州学人，2003，(10).
［5］陈学飞.人才流动与留学效益之评说\[J\].神州学人，2003，(7).
［6］曹国兴.留学工作的根本是为国家培养人才\[J\].神州学人，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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