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现代中国

黄勇：晚清科學小說之衰蛻──以《新紀元》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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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學小說之衰蛻──以《新紀元》為中心 ⊙ 黃 勇

科學小說自晚清引入，曾經一時風光，備受推崇，並掀起一股翻譯和創作的熱潮。它的「所論所述，也深饒歷史文化意義」，更是「我們一窺世紀之交，歷史及政治思潮嬗變的好材料。」1 然惜其來去匆匆，倏忽而過，未曾輝映文壇，便已急轉直下，一蹶不振。自1902年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始，至1908年《小說林》對於新小說具體數量所作之統計，便言有「記偵探者最佳，約十之七八；記言情者次之，約十之五六；記社會態度、記滑稽事實者又次之，約十之三四；而專寫軍事、冒險、科學、立志諸書為最下，十僅得一二也。」此一結果表明：當時不管是譯介的還是創作的科學小說，均已失卻了原先的蓬勃風光與生氣。科學小說從無到有，由盛入衰，不過區區數載，其因實可深究，文本遂取碧荷館主人所撰《新紀元》作析，小說以其敘事表達，投射了科學小說在晚清的崎嶇命途，其得失之間，皆有意味。下文將緣此脈絡，展開論述。 一　《新紀元》：不成型的寫作模式 　　就在《小說林》作出統計的同一年，《新紀元》2 由上海小說林社刊行。這是一個複雜、多種文體雜糅的文本，以歷史演義、神魔志怪為其架構，結合大量新式軍火，遂號稱「科學小說」。 　　故事設定在世紀末的1999年。此時的新中國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之大國：政治上「久已改用立憲政體」，中央地方各有議院議會，而「從前被各國恃強租借去的地方，早已一概收回。」人口一千兆，軍隊六百萬。中國的強盛引起了白種各國的猜疑和聯手抵制，恰逢此時歐洲匈耶律國境內匈奴後裔黃種人與歐裔白種人之間發生糾紛，釀成內亂，黃種匈王求助於中國大皇帝，中國隨即出兵遠征歐洲，挑戰白種列強。中方統帥黃之盛，精通「格致理化之學」，「滿腹經綸，渾身才幹」。統率強大海軍，由北京經福州、廣州，過越南、新加坡、錫蘭，隨後進入紅海，決戰於蘇伊士河沿岸，一路與敵鬥法。各種新鮮武器陸續登場，次第引進，可謂歎為觀止。黃之盛憑藉類似於雷達的「海戰知覺器」、聲納的「洋面探險器」與「洞察海底毫末」的「洞九淵鏡」，擊退敵潛水雷之襲；以「如意艮止圈」制服了「水上步行器」之擾；面對敵軍施用劇毒的「綠（氯）氣炮」，中方應對以「化水為火」法。其他武器如避電保險衣、流質電射燈、泅水衣、日光鏡等海戰器物，遊空船、空中飛行器、世泰萊茵等載人氣球，以及電氣牆、電塔、吸炭氣電機、追魂砂、消電藥水等光電發明，蔚為大觀。黃元帥一路高歌，敵軍望風披靡，迫使白種諸國簽訂城下之盟，戰事結束，中國以勝利者姿態進入「新紀元」。 　　《新紀元》之光怪陸離，只在五花八門的武器展示上，有新異之表，無獨創之實。以舊小說之瓶，裝科學之新酒。其失在於文類特質、寫作模式、敘述方式等方面含糊不清。「科學小說在晚清文學界始終沒有獲得一個嚴謹、周密、固定的含義。」3作為一種傳統所無的舶來品，人們對它的理解或者定義，一開始就只是從舊小說類似的創作範式中去尋找，通過與舊小說的聯繫和對比，獲得大致的概念和認識，這種比較得來的概念不僅模糊不定，更缺乏獨立自主性。當時對於「科學小說」有多種稱謂，這「反證了這一文體觀念的寬泛與不確定性。」4 窮及晚清，科學小說創作者始終未能掌握明確的科幻文體概念，遑論建立起相對獨立的本體敘述模式。 　　推動《新紀元》情節發展的，是傳統的歷史演義、神魔志怪小說的故事模式，如征討遠寇、兩軍對壘等。傳統長篇小說的固定的模式，如章回體、回目詩、「話說」、「且說」、第三人稱敘事方式等，構成了文體的重要標誌。晚清科學小說大多借用了上述模式特徵，並且是普遍的、依賴性的借用，讓科學小說缺乏一個公認的相對獨立敘事模式，而只能通過其中是否涉及到「科學」的因素或者方法來牽強地鑒別辨認。換句話說，科學小說從引進之初，就已經「先天不足」。因此，「儘管科學小說受西學影響深刻，但無論譯介還是創作一直都沒能擺脫本土舊小說的創作思維格局。」5 未能形成相對固定的寫作模式，缺乏獨立自主性迫使科學小說不得不依附、寄生於其他文類之上，最後為其他文類所吞噬。 二　「科學」之「墮落」 　　「十九世紀以後的戰爭，不是鬥力，全是鬥智。只要有新奇的戰具，勝敵可以操卷……今日科學家造出的各種攻擊器具，與古時小說上所言的法寶一般，有法寶的便勝，沒有法寶的便敗。設或彼此都有法寶，則優者勝，劣者敗。」（《新紀元》第八回） 　　這段話充分說明碧荷館主人對代表先進「科學」的新式武器的推崇，甚至將它們視作左右戰爭進程、關乎成敗的決定力量。但恰因作家用力過猛，導致了「科學」的「墮落」。蘊涵濃厚人文色彩、領域廣闊和內容寬泛的科學知識，被狹隘地禁錮在新式軍火這個「器物」層面。科學在此被嚴重器物化和工具化。小說家拿科學作為戰場上爭勝殺敵的道具或者法寶來使用，當成展示、炫耀新奇的資本和小說的「賣點」，來吸引、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小說家醉心於各種新式武器的展示和解釋，而無暇顧及人物形象的雕鑿塑造以及情節上的經營，這不可避免造成了小說文學性、趣味性上的欠缺。 　　「科學」的淪落所導致的科學小說半冷不熱狀況，與近代以來士大夫階層所大力宣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潮不無關係。碧荷館主人雖稱「世界的進化與科學的發達，為同一之比例」（第一回），也於小說敘事中充分強調了「科學技術」對於戰爭之重要性，但小說家在對黃人大勝白人之敘事想像中，透露出「華、夷之辨」、中國中心論等強烈的儒家意識。小說家在黃之盛身上，寄寓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想人格。如他的孝道，他「滿腹經綸」的學識，他的帶兵遠征，就是「平天下」的實踐。 　　另外，小說家對武器作了「神魔化」、「本土化」的命名，這體現出他「以中化西」習慣與偏執。如將X光稱作「追魂砂」──一個相當「法術」化、詭秘的名字，還有類似於神話小說中照妖鏡、千里眼之類的「洞九淵鏡」，通電的銅絲柵欄「如意艮止圈」卻又效法乾坤圈、混元圈之謂。如是「以中化西」法在小說中再三出現，絕非偶然。小說家所論所述，本質上仍難脫「思夷長技以制夷」之大框架。清末時分，小說家的思想，與洋務自強運動相去不遠，對科學技術的認識和引用始終停留在「器物」、「工具」的薄淺層面。對「科學技術」功利主義的生吞活剝與狹隘理解，這導致了科學小說創作中，「科學」與「小說」的貌合神離，同床異夢，難以協調共存，文學成就因此大打折扣，加上對儒家中心主義的原則性堅守，如此種種，讓科學小說一直難登大雅之堂，也因此吸引不了大量文壇高手的用心創作，創作水準也長期停滯不前。此外，這種著眼實效的工具色彩，不僅遮蔽了上文所論述過的時人對於科學小說文類特質的探索，而且使得科學小說「關注現實的成分太多，從而很難生髮出屬於文學的、詩意的、哲理的東西。」6 三　難以承載的家國沉重 　　晚清聲勢浩大的「小說界革命」確立了小說這一體例在文學中的主導地位，梁任公更是將小說上升到了「新民」、「群治」的高度：「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7 　　從域外引進的科學小說正是「小說界革命」的重要成果，它的引入得益於「格致興國」的科學浪潮。「新小說家對其科學性的政治解讀，賦予科學小說新的社會功能。」8 知識界精英認為純粹的科學書籍「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卷，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9 急於啟發民智、普及科學知識的新小說家和理論家們，曲解或者說誇大了科學小說的社會價值，便讓科學小說承擔起「使讀者觸目驚心，不勞思索，則必能於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偉，有如此者！」的時代任務，故而「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10科學小說被當作維新救國的工具，蒙上了濃厚的改良群治啟蒙色彩，目的就是「強兵富國」。碧荷館主人也說：「雖然，就表面上看去，是個科學小說，於立言的宗旨，看官看了這部書，自然明白。」這種當時普遍的功利主義取向在科學小說創作中的展現，不僅記載了西潮東漸時西方科技對中國社會的衝擊，更借助科幻建構的強國形象，暢述自己未竟之抱負，籍此醫療慘痛的民族心理創傷，挽回、激蕩起失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勵科技學習，宣揚「科學救國」的熾烈呼籲。 　　現在看來，這種「家國承載」如同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使科學小說在引入之初就受到廣泛關注，在翻譯與創作上一度繁榮，成就了科學小說之「興」；但另一方面，這種承載對於初來乍到的科學小說來說顯然過於沉重，阻礙了它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一種新生的舶來文類，其稚嫩的肩膀自然難以載動這許多的民族想像、國恨家仇。過多的期望與承載，讓它從一開始就步履維艱，蹣跚前行。以《新紀元》為例，寫作中儘管一再申明科技戰爭由武器決定優勝劣敗的原則，但在實際敘事實踐中，小說家真正遵循的是黃人必勝，白人必敗的「潛規則」。當小說家醉心於在自己建構的「未來」世界裏，將現實中軟弱的老大帝國，搖身一變成為世界首席強國，還運用西方的先進武器將曾經不可一世的列強打得潰不成軍、顏面無存時，他實際上已經掉入了狹隘的民族主義陷阱而不能自拔，他做的只是一個虛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復興夢。小說家在這種自欺欺人的想像中，不知不覺中已經透支了科學與科學精神。 四　創作者與讀者 　　「看官，要曉得編小說的，並不是科學的專家，這部小說也不是科學講義。」（第一回） 　　碧荷館主人在小說開頭的這句話並非自謙，實暴露出他的心虛──對於他將要講述的「科學知識」的不自信。果然，在《新紀元》裏面，出現了許多違背科學原理的發明，如「借電力吸收空氣，令生物立刻致死，化為冰質」的「冰屋」，「灑於身上，可自由出入於電氣之中」的「消電藥水」，還有用「鱷魚拖帶的艦隊」，能吸收炭氣的「吸炭氣電機」等等。另外，小說家在小說想像方面慘不忍睹，從書中所列舉之先進武器之發明者可資佐證：武器均為西方人在世紀之初（即小說出版的前幾年）所創制，這證明了小說家想像力上的局限。更進一步講，他們「缺少了一個小說家所應具有的濃郁而深邃的人文關懷精神，必備的文學素養」11，這實在是晚清科學小說寫作者所共有之弊病，他們所具備的知識結構以及人文素養，還是達不到西方真正意義上科學小說的要求。再者，寫作者們不僅在科學知識的掌握上不盡人意，而且程度參差不齊。以致出現了基於民間神秘文化基礎上的胡編亂造，出現了違背科學常理、誤導讀者的偽科學小說，降低了科學小說的科學含量和權威性。 　　創作者之間的水準差距既然如此懸殊，眾多的晚清讀者同樣缺少起碼的、必要的科學知識基礎和科學人文涵養，更缺乏對待科學發明的由衷欣賞、進而有所思考啟發的正確態度。正因如此，從小說創作者到大多數讀者，都只是將科學小說當作一種可供獵奇、消遣的物件來看待、認識和理解，這種不求甚解，只求消遣娛樂的態度危害更甚。寫作者粗製濫造，遊戲筆墨，閱讀者不求甚解，一笑置之，這種寫、讀雙方均缺乏嚴正認真科學態度的狀況，對科學小說的發展、深入和普及，恐怕遺毒更甚。正確的欣賞尤不可得，遑論科學熱情的激發，或者對科學知識更深層次的追求欲望。 五　中西方文化語境 　　在備述了晚清科學小說衰蛻的普遍原因之後，我們的疑問是：中國科幻小說的創作，是否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未能得到正確揭示和廓清的癥結？而由於這個深層的原因或者根本性的癥結，使得時至今日，中國的科幻小說依舊水土不服，缺乏成功的代表作品，未能獲得廣泛的注意和認可。針對晚清科學小說的疲軟，有人歸因為晚清社會的「科學不夠發達」、「缺乏科學知識的環境與氛圍」等，但我們或可反詰：在科學知識大大普及、民眾科學涵養今非昔比的今天，按照前述「環境」、「氛圍」之說，科學（科幻）小說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大紅大紫，但實際上科學小說被邊緣化的情況以及地位與晚清相比，實無太多的改善和提高。與西方同類小說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兩者的根本差距，恐怕要歸根於雙方所依託的東西方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語境。本土科學小說的創作，始終無法將小說故事的虛構性與科學的嚴謹性很好地結合起來。寫作者在對科學精神、科學幻想的把握上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因此無法領悟科幻小說的精髓。如《新紀元》的作者，更多的是為了「炫技」而後才是「講」故事，非為寫小說而故事。這種「炫技」沒有建立在正確科學知識的基礎上，加上與故事不能有機地結合為一體，生硬在所難免。 　　有識者指出「中國的文化傳統與這種科學意識與氛圍不相容」12。中國人的哲學強調「天人合一」、「物我無間」之和諧境界，突出「人的順應的能力、協調的能力」。明顯區別於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那種以「探索」、「質疑」為核心，肯定「人的理性探索能力和傳造能力」的思維習慣。西方科幻小說乃是人文精神復蘇、地理大發現之後出現的英雄主義和探索精神的產物。描繪的是擺脫神魔宗教之後的人類智慧，對周圍、對自然、對世界、對宇宙、對真理大無畏的探險／探索精神。而這種體現西方個體價值本位的探險/探索精神，與科學精神是內在一致和本質契合的。 　　本文對晚清科學小說的評述與分析，大體上是以西方同類文體作為參照物的。與中國科幻所依賴的內斂文化傳統不同的是，西方科幻依託的是近代以來西方對世界的殖民主義擴張，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強勢文化的擴張得以興起和發展的（不管寫作者自己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並且體現出與相應的開拓性和侵略性。在此意義上說，它也是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一種體現文本。在西方科幻作家筆下，世界是有待於他們去發現、去探索、去征服的世界，小說中的主人公，也與之相對應，是主動的、充滿大無畏犧牲精神的角色。而返觀中國，在近代以來恰好與西方列強相反，是一個屢遭入侵、備受欺壓的國度。在家國危急存亡之際，為著實用之目的，先行者從一開始所注重的，只是科學實用的、「技術」等顯性層面，而忽略了科學內在的、根本的質疑、探索精神和人文關懷。受此心態、習慣之影響下的本土科學小說創作者，在寫作心態上，在思維範式上，與西方科幻小說家相比有著質的區別。他們缺乏一種主動融入探索對象的寬大胸襟和傲人姿態。當他們想像著科學進步的結果，就是中華帝國重新崛起，就是向西方列強挑釁復仇，他們的這一「美好想像」，在美國人宣稱登月宇航員「在月球上所邁出的一小步，就是全人類的一大步」式豪言壯語映照下，顯得如此小氣和蒼白。 　　行文至此，以《新紀元》作為代表文本，來分析晚清科學小說的衰蛻原因的目的，基本已經達到。在《新紀元》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晚清乃至現當代的中國科學/科幻小說，從喧嘩到長時間沉寂不振的諸多病因癥結。以現有創作實績來看，中國科學/科幻文學任既重，道且遠。   註釋 1 王德威：〈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載《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三聯書店，1998年，頁46。 2 碧荷館主人：《新紀元》，載《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 3 王燕：《近代科學小說論略》，《明清小說研究》1999年第4期，頁217。 4 同註3，頁218。 5 同註3，頁219。 6 同註3，頁224 7 飲冰：〈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第一號（1902年），轉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50－54。 8 劉會：〈清末民初科學小說的政治性及影響〉，《淮北煤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頁83－84。 9 周樹人：〈《月界旅行》辨言〉，原載1903年日本東京進化社版《月界旅行》，轉引自《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68。 10 同註9。 11 李萍、方濤：〈科幻小說的幻想性〉，《小說評論》，2001年第3期，頁49。 12 同註11，頁46。 黃 勇　1979年生，男，廣東揭陽人，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2002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化現象。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九期　2005年6月30日

- 作者： chinsci 访问统计：　2005年09月13日, 星期二 01:30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