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式谷、陈应年：商务印书馆对我国科技翻译出版事业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科技翻译，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对我国科技翻译出版事业的历史贡献
徐式谷、陈应年
商务印书馆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创办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今年正好是该馆创业百年纪念。1997年春，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曾为该馆的百年大庆题写贺词，江主席勉励该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新闻出版署和出版界把商务印书馆的创立界定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给以很高评价。一百年来，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了3万多种图书（和部分期刊）、办过学校（包括函授学校）、图书馆，为社会培养了无数人才，也为出版界、印刷界输送了大量编辑、印刷技术骨干。该馆近百年来的业绩，不仅促进了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对包括科技翻译在内的中国翻译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张元济（1867—1959）是近现代中国出版界开辟草莱的先驱人物，长期担任商务编译所长、经理和董事长。他是一个维新派人物，自1898年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以后，一向重视翻译出版活动，曾组织翻译了多种外文科技著作。1903年他担任商务编译所长，又把翻译放在出版活动的重要位置上。20世纪初期，在他的推动下，商务陆续出版了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以孟德斯鸠《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原富》（即《国富论》）和《天演论》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术名著，和林纾翻译的以《鲁宾孙飘流记》《吟边燕语》和《茶花女》为代表的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该馆又编印了众多的科技翻译图书，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和科技教育活动的蓬勃发展。
据不完全的统计，商务在前52年间（1897—1949）编印出版了15100种图书，其中科技书占175％（包括大量的翻译图书，据周昌寿在《译刊科学图书考略》中的统计，不算技术翻译图书，仅就科学译著来说，1911—1936年间就翻译出版了495种），仅次于社会科学图书（占30%），居第二位。商务大量出版科技图书，当然与该馆几任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人的重视是分不开的。第一任编译所长张元济进馆时，便与创始人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们从一开始就怀有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以提高国民素质，从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张元济十分重视科技图书的译印出版，他办编译所时，最初只设国文、英文、理化博物三部，便率先把自学成才的生物学家杜亚泉招聘入馆，请他担任理化博物部主任，主持科学技术图书的策划、编辑工作。第二任所长高梦旦也很重视科技书刊的翻译出版。他进商务以前，1902年曾在《时务报》撰写《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文中说：与各国通商以来，中国人纷纷崇尚西学，竞相学习西文。但西方文字音义复杂，学习起来很困难。讲课人缺乏，说明找合格教师困难；由官府办学则难以普及；要学习的对象并非一国，则难以对各国都加以学习。他强调“惟以译书济之，则任其难者，不过数十人，而受其益者，将千万人而未已”。他主持编译所时期，曾招聘了许多有名的科技编辑，如留日学生郑贞文、周昌寿、李石岑、何公敢等，扩大了科技翻译图书的出版。1922年，王云五主持商务编译所以后，对机构进行了改组，聘请了许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专攻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如任鸿隽、竺可桢、唐钺、段育华、朱经农等为编辑，或担任各部主任，又聘请胡明复、胡刚复、杨杏佛、秉志担任馆外特约编辑，从而为系统编印科技翻译书刊准备了条件。
一、编印科技翻译著作的概况：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想先介绍一部毛主席谈到过的科学名著，这就是英国汤姆生教授的《科学大纲》（又名《汉译科学大纲》）。此书1922年在英国出版后，曾轰动一时，被称为“科学界一部空前未有的伟著”。第二年就经自然科学家任鸿隽、竺可桢、钱崇澍、唐钺、胡明复、段育华、胡先、秉志、陆志韦、陈桢等21位专家合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共1400页。内容包括天文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种学等等，“凡科学范围内应有的知识，无不包罗在内”。1949年9月，毛主席陪同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游览天坛时，曾对张先生说，在延安时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姆生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许多知识（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译著影响的广泛、深远。
商务印书馆在编印科技翻译作品方面，可谓历史久远。据1907年编印的一份《商务印书馆图书总目》的记载，早在1898年商务开始翻印英文图书时，就曾编印过一套名为《科学入门》的用汉文注释的英文教材，其中包括“总论”、天文学、地质学、格致（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生理学、地文学、名学（逻辑学）、计学（经济学）等十个分册，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20世纪以来，商务编印过多种科学技术译著。下面摘要介绍一下该馆在1898—1949年间出版的部分科技翻译图书：
（1）中学理科教科书：影响较大的有杜亚泉编译的《格致》、《物理学》、《化学》、《中学生理学》、《中学植物学》教科书；翻译家伍光建译的《热学》、《力学》、《水学》、《气学》、《磁学》、《光学》、《声学》、《静电学》、《动电学》教科书（9种）及谢洪赉翻译的《几何学》、《代数学》等教材，在学堂教授科学基础知识上发挥过较大作用。
（2）科学译作或普及作品：丛书里最早出版的《共学社丛书》（1920—1935）中的《科学丛书》部分刊出了［法］赫尔勃特著《几何原理》（数学家傅种孙等译）和［德］司密士著《相对论与宇宙观》；《罗素丛书》部分收有《罗素算理哲学》（傅种孙等译）和《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科学家王星拱译）；《通俗丛书》部分发表了爱因斯坦著《相对论浅释》（物理学家夏元〖FJF〗D621〖FJJ〗译）等，反映出我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对科学新思潮的重视。20年代编印的《新时代丛书》（1922—1928）收载了郑太朴译《进化（从星云到人类）》、夏〖FJF〗B378〖FJJ〗尊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日］高素之著）、周建人译《遗传论》等译著。同期由中国科学社组译的《科学丛书》（1925—1937）发表有尤佳章译《西洋科学史》（［美］李贝著）、生物学家周太玄译《生命与细胞之起源》、《何伯尔氏动物学》等译作；《算学小丛书》（1928—1950）收载有《纯粹几何与非欧几何》、《几何及代数之基本》、《代数方程及函数概念》（均为郑太朴译）、《立体几何学——直线及平面》（郑贞文译）等数学基础知识译作50种。30年代，由王云五、周昌寿主编的《自然科学小丛书》（1935—1949）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系统地汇集了200种自然科学译作，如达尔文著《人及动物之表情》（周建侯译）；陈遵妫译［英］鲍尔著《天文家名人传》、朱冼译《细胞之生命》（Hennegny著）、周昌寿译［日］石原纯著《物理学概论》、黄素封译《化学元素发见史》（Weaks著）等，受到读者的欢迎。同时期出版的《百科小丛书》（王云五主编，1931—1949）中收有罗素著《科学之将来》（吴献书译）、伍况甫译《原子与电子》（萨力凡著）等译著，重点介绍了科学的新发展情况。
（3）《大学丛书》（1929—1949），这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提倡和支持下编印的。20多年里共出版了369种，自然科学占203种，译作为93种。代表性的有严济慈等译《理论力学纲要》、高觉敷译［德］考夫卡著《儿童心理学新论》、刘仙洲译［美］基南著《蒸气表与莫里耳图》、顾毓译［美］兰司独夫著《直流电机原理》、汤尔和译［日］志贺洁著《近世病原微生物及免疫学》、任鸿隽等译［英］丹丕尔著《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杜亚泉等译《动物学精义》（惠利惠著）等。
（4）《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王云五、何柄松主编，1932—1949），其中收有51种科技翻译图书，重要的如：马君武译达尔文著《人类原始及类择》、郑太朴译牛顿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伟烈亚力、李善兰译《谈天》（［英］侯失勒·约翰著）、周昌寿译《法拉第电学实验研究》等。
（5）《丛书集成》初集（1926），收有明末中外科学家合译的科学著作，如利马窦、徐光启译《几何原本》（1607）、傅汛际、李之藻译《名理探》十卷（1631）等。
（6）科学名词和科技辞典：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科技翻译中的名词审定工作，1908年出版的《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是我国最早编印的审定科技术语汇编。30年代又出版了国立编译馆编订的几种科学名词，其中有《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化学仪器设备名词》、《矿物学名词》、《气象学名词》、《普通心理学名词》等，以及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名汇》、刘仙洲编订的《机械工程名词》（英汉对照），对于规范我国的科学技术名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该馆出版的科技辞典，有杜亚泉主编《植物学大辞典》（1917）、《动物学大辞典》（1923）、杜其堡编《地质矿物学大辞典》（1930）及谢观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等，长期是读者案头的伴侣。
（7）科学家传记：编印名人传记是商务的优良传统。其中，翻译的科学家、技术家的传记占有不小的比例。著名的有：全巨荪译《达尔文传》、周建人译《赫胥黎传》（Davis著）、蔡宾牟译《伽利略传》（Bryant 著）、周昌寿译《牛顿传》（Crowther 著）、《法拉第传》（Crowther 著）；《拉马克传》（Perrier 著，蒋丙然译）、《法布尔传》（Legros 著，林奄方译）、《居里传》（黄人杰译）、《诺贝尔传》（H Schuck 等著，闵任译）、《卡尼基自传》（汉译世界名著，于树生译）、《西门子自传》（魏以新译）、《门德尔传》（Iltis 著，谭镇瑶译）以及《科学家的伟人》（张建华译）、《天文家名人传》（陈遵妫译）、《物理学名人传》（周昌寿编译）、《化学名人传》（沈昭文译）、《生物学名人印象记》（黄镜渊译）、《心理学名人传》（高觉敷译）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外语教师左明彻女士（50年代任北京外语学院教员）翻译的《居里夫人传》（居里夫人的女儿艾芙·居里著）自1938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由于作者熟悉传主生活，善于取材，文笔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1984年经校订者全面修订后，译文更臻完善。此书迄今重印过数十次，印数多达数十万册，在社会上影响极大。
二、拥有一支充满活力的高水平编译队伍：
多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科技翻译图书，当然与该馆拥有一批有才华、精通外文的编辑是分不开的。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几位亲自从事写作和翻译的科技编辑。他们从事的科技图书编译活动，也反映出商务印书馆出版科技译著的门类是多么广泛，选题是多么具有前沿性，规模是多么宏大，治学又是多么认真谨严。
1．杜亚泉（1875—1933）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科学家。1898年他应蔡元培的聘请在绍兴中西学堂担任算学教师，同时自学数理化课程。1900年，他到上海创办亚泉学馆招收学生，在青年中普及理化博物知识；又编印《亚泉杂志》，发表数理化的论文，被公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1903年他进入商务编译所后，在该馆工作约30年，长期担任理化博物部主任，主持科技图书的编译工作。他精通日文，除了编译过几十种经当时教育部审定认可的中小学理科教科书外，又撰写有《高等植物学分类学》《下等植物学分类学》，译过《盖氏对数表》，还主编了《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在传播生物学知识方面颇有贡献。1912—1921年间，他曾主编《东方杂志》，翻译科技文章，在刊物上大力宣传西方科学成果和自然科学思想。
2．郑贞文（1891—1969），化学家和著名编辑。青年时期留学日本，1918年学成回国，进商务编译所做编辑，后任理化部部长。郑先生在商务工作15年，他精通英文日文，在编印科技翻译书刊方面成绩卓著。他做过的工作有：1）大力译介自然科学的新思潮和新成就。为了介绍20世纪新出现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新学说，他从英文翻译了《原子说发凡》（罗素著），从日文翻译了《化学本论》、《化学与量子》（1933）、《最近物理学概观》等书；又在《东方杂志》和《学艺》上，编译了许多评述新科学新思潮的文章。2）编译中小学教科书和参考读物。郑先生编写的教科书有：《化学》、《有机化学》、《实用自然科学》、《化学学生实验教程》、《物理学学生实验教程》等。为普及科学知识，他还著译了部分科普读物，如：《燃烧和碳素》、《比及比例》、《二次方程式》、《百分算及利息算》、《直线及平面》、《电磁电机无线电》、《有机化学概要》、《大气与航空》、《动物和虫》、《植物的根和茎》等。3）致力于统一科技名词。1918年，他和杜亚泉一起编写化学教科书时就注意到有机化学名词译音冗长，十分复杂，不利于人们学习掌握。郑先生收集资料，草拟出一份包含有百余条规则的命名草案。1919年他出席了自然科学名词审查会，就化学元素的命名，对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的命名原则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受到会议的重视。郑先生在这方面的专著《无机化学命名草案》，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引起科学界的关注。1932年8月中国化学会成立时，请他担任中国化学会译名委员会和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主持编写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此书的公布使化学界有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标准，在我国化学专名的统一上，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3．郑太朴（1901—1949）著名学者。1919年进商务编译所工作。1922年由该馆资助赴德国留学四年，在哥廷根大学专攻数理，著有《微积学发凡》、《近代物理学》等书，与此同时，他又从德文翻译了《最近原子论大要》（［德］Leo Gratz 著）、德国von H.Weaker 的名著《数学全书》三册（第一册算术，第二册代数，第三册解析几何），从英文翻译了《同温层的探险》（［英］菲力普著）、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部分数学著作（见上文），这些译著在翻译质量上的高标准追求确是值得称道的。
4．段育华（1887—？）数学家和著名的编辑。早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历任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数学教授。192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算学编辑、组长，曾参加编辑过中学数学教科书。编译有：《西洋近世算学小史》（斯密斯著）、《算学辞典》、《卜氏（Bruhns）七位对数表》等。
5．周建人（1888—1984），著名的生物学者。自幼爱好植物学，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旁听科学概论和哲学等课程。1921年经章锡琛介绍，进商务编译所做编辑工作。最初编辑中小学动植物博物教科书，又参加《自然科学小丛书》的审校工作。周先生精通英语，曾翻译过《遗传论》（Doncaster 著）、《性与遗传》（J G Kerr 著）、《生物进化论》（Goodrich 著）、《优生学》（L Darwin 著）、《原形质》（坂村微著）、《吸血节足动物》（编译）及《赫胥黎传》等书。不过，周建人在1926—1932年间主编《自然界》月刊，是他编辑生涯中成绩最突出的一项。该刊强调“科学的中国化”，主张“让从西方传入的科学能在中国生根、普及、开花，并有创造”。刊物除发表中国学者的文章外，也刊登有关国外科学的新理论新思潮的译介文章，大力传播了科学真理。60年代，他和叶笃庄、方宗熙合译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被列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6．高觉敷（1896—1986）著名的心理学家，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192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教育系，获学士学位。1926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哲学教育部编辑，长期从事心理学问题的写作和翻译工作。曾协助唐钺教授主编《教育大辞书》，并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发表心理学文章。翻译过大量心理学著作，重要的有：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考夫卡《儿童心理学新论》、苛勒《格氏塔心理学之片面观》、华生《情绪的实验研究》等等。
7．周昌寿（1891—？）物理学家和著名编辑。贵州麻哈人。早年留学日本，东北帝大毕业。1920年进商务编译所理化部担任物理学科的编辑工作。他编辑过中学和职业学校物理教科书。但更重要的是1935年他与王云五主编的《自然科学小丛书》（200种）汇编了大量的外国科学译著，普及了自然科学知识。除编辑上述丛书外，他本人也撰写和翻译了许多科学图书，如《最近自然科学》（田边元著）、《物理学概论》（石原纯著）、《物理学精义》（田丸卓郎著）、《法拉第电学实验研究》（M Faraday 著）、《爱因斯坦和相对性原理》（石原纯著）和《牛顿传》、《法拉第传》以及著作《天体物理学》、《宇宙论》、《以太》等。1936年他写过一篇名为《译印科学书籍考略》的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翻译出版科技著作的概况，文献价值极大。
三、加强与科学界的合作，出版、发行科学杂志：
商务与科学界的联系十分密切。赴美国的留学生杨杏佛与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于1914—1915年间在美国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并编印《科学》杂志。任鸿隽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他于1922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中国科学社的胡明复、杨杏佛、秉志也曾担任该馆馆外特约编辑。此杂志从1915年起到1950年期间曾部分地由商务出版发行，在国内自然科学界颇有影响。中国在日留学生组织的中华学艺社曾创办《学艺》杂志（1917创刊—1956结束）；1920年由于郑贞文担任该会总干事、该会的骨干社员周昌寿、杨端六、何公敢、江铁、林直夫等均在商务编译所任职，经编译所长高梦旦同意，1920—1932年间该刊曾由商务出版发行。这两个刊物团结了许多科学家，发表了大量科技译文，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很大促进作用。
商务在前50多年曾出版了数十种期刊。影响较大的有《东方杂志》（1904—1948，徐珂、孟森、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苏继等主编）、《教育杂志》（1909—1948，陆费逵、李石岑、何炳松主编）、《学生杂志》（1914—1947，朱元善、杨贤江等主编）等。由于商务业务负责人的一贯重视，刊物上曾发表了大量科技译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例如，杜亚泉曾在《东方杂志》上首次报道了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事迹。又如作家茅盾青年时期曾在《学生杂志》上翻译了科学小说《两月中的建筑谭》等。
此外，商务自己还创办过《自然界》杂志（周建人主编，1926—1932）、《农学杂志》（1917—1931，罗士嶷主编）。由该馆发行的科技期刊则更多了！据粗略的检阅，约有以下几种：《博物学杂志》（1914—1928）、《人类学集刊》（1938—1941）、《农业丛刊》（1922）、《实业界》（1905）、《数理化杂志》（1919—1923）、《数学杂志》（1936—1939）等等。从上面的简单叙述，可以看出，商务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编印科技杂志，正体现了商务负责人的出版思想：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振兴中华！
四、精益求精的作风和助人为乐的态度：
商务的编辑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在工作上精益求精。为保证译文质量，他们不仅亲自动手校订译文，而且严格要求对旧译本进行修订，有时不惜放弃旧译而出版新译本。像M·普朗克著《物理哲学》就是废弃了旧译本，另行由蔡宾牟、王光煦重译后才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同样，该丛书中的威格纳著《大陆移动论》也是重译本。另一方面，对作译者则始终态度诚恳、热情。1935年，著名学者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曾翻译了英国科学家威尔斯的名著《生命之科学》一书。此书篇幅很大，图版又多，注重经济效益的出版家一般是不愿接收的。但出版部长高梦旦考虑到郭沫若是《东方杂志》的作者，仍然热情地同意以“石沱”的化名予以出版。商务通过出版科技译作，团结了一大批科学家和学者，如严济慈，不仅在商务出版了《算术》教科书，还编译了《几何证题法》，又翻译了《理论力学纲要》（《大学丛书》，M·P·Montal 著），费孝通从在《少年杂志》发表习作，到后来翻译社会学著作《人文类型》（雷·弗思著）、《社会变迁》（奥格布恩著）、《文化论》（马林诺斯基著）等，与商务结成了文字之交。
五、商务印书馆近50年（1950—1997）出版的科技翻译图书：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于1954年经过公私合营，改组为中央直属出版社。1958年商务恢复独立建制，其出版方针，确定为“以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958年条）。下面分别介绍一下1958年前后的有关出版情况。
1．1958年前出版的自然科学译著：
1952年国家出版总署决定商务参加部分高校教材的出版工作。这时原任文化部科普局局长的袁翰青（1905—1994，著名的化学家）于1952—1955年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在商务主持编辑工作时，据袁先生本人回忆，主要是出版了一批《高等学校理工科试用教材》，大多是从俄文翻译的；三四年中，商务共翻译了俄文书好几百种。其中“译得比较理想的，例如苏联格琳卡写的《普通化学》，是由哈尔滨工大化学系翻译的；以及涅克拉索夫著的《普通化学教程》一书，是由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同翻译的。另外还有梁宝洪同志翻译的福里斯季莫列娃著的《普通物理学》一书，是东北大学物理系主译的。”（袁翰青：《我与商务印书馆》）这些科技翻译教材的出版解决了各大学用书的“当务之急”。在此前后，商务又出版了部分《大学丛书》。已出版的有：《力学》（葛利姆塞著 葛庭遂译，1953）、《几何光学》（Paul Drude 著 清华大学物理系译，1952）、《无机定性分析化学》（Noyes and Swift 著 蓝春池、余大猷译，1953）、《电工原理及实用》（［美］格雷、华莱士著[KG*2]俞国颂等译，1952）、《曲面几何》（［英］维舍本著 周绍濂译，1951）等。
2．1958年后出版的自然科学译著：
1958年陈翰伯主持商务的编辑业务。这个时期，商务把翻译外国学术名著作为编辑工作的重点。1963年该馆还制定了一份《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1963—1973）规划》，其中，也列了数十种外国自然科学著作书目。到90年代，经过多年的努力，这方面的翻译成果，主要是出版了一部分科学史、理论著作和科学家传记。重要的有：［英］丹皮尔著《科学史》（李珩译）、［英］沃尔夫著《16—17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18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英］斯科特著《数学史》（侯德润译）、［德］劳厄著《物理学史》（范岱年等译）、《现代宇宙学》（［英］席艾玛著 侯德彭译）、《化学简史》（［英］柏廷顿著 胡作玄译）、《实验心理学史》（［美］波林著 高觉敷译）、《世界医学史》（第一卷，［意］卡斯蒂格略尼著 北医大医史教研室译）等。科学家的文集有：《爱因斯坦文集》（3卷，许良英等编）、《尼尔斯·玻尔集》（1—2卷，戈革译）。理论著作有：《量子理论》（［美］玻姆著 侯德彭译）、《科学的社会功能》（［英］贝尔纳著 陈体芳译）、《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著 高觉敷译）、《实验医学研究导论》（［法］克洛德·贝尔纳著 夏康农等译）等。传记有：《达尔文回忆录》（毕黎译）、《爱因斯坦——生、死、不朽》（库兹涅佐夫著 刘盛际译）、《数学精英》（［美］贝尔著 徐源译）、《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哈·朱克曼著 周叶谦等译）等等。
以上就是商务印书馆近百年来出版科学技术译著的概况，今后，该馆将继续在传播科学文化上进一步作出贡献。
（原刊《中国科技翻译》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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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且随风
2005-11-12 11: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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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应年在缘为书来网站转贴此文时有如下按语：“此文是1998年老徐和我应约为〈中国科技翻译〉杂志写作的,由我拟稿,经老徐审阅后定稿.现在转载于此,请指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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