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现代中国

《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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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藜博士新著《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本月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340页，35万余字。该书以高分子科学在中国的建立为例，深入研究了中国科学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对学科发展与国家的关系、科学家角色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论著以大量的档案和专家访谈为史料基础，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学术著作。

作者所撰该书摘要如下（引自：http://sci-cul.ihns.ac.cn/showarticle.asp?id=224）：

高分子科学在中国，是伴随着共和国一同建立、发展起来的。以1953年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专门化设置为标志，高分子科学教育被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到1963年具有科学学会性质的中国化学会高分子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在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高分子科学完成了它的建制化过程，以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迅速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为世界高分子科学的发展，不断做出贡献，并至今依然保持着它强大的生命力。
    本书以这个具体的学科为案例，依据大量档案资料和对亲身经历者的访谈，回溯高分子科学自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建制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借鉴科学社会史、科学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的某些方法，将这一时期科学的发展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过程，考察它与社会、政府以及学术界自身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机制，并分析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以及固有的一些阻碍科学进步的缺陷。
    本论文所进行的建制化研究，立足于建制化过程的3个基本要素，即专业人才的培养、研究机构的设置、交流机制的形成。高分子科学在中国1950-60年代的发展，清晰地留下了建制化过程的轨迹。
    1953年，曾在美国学习高分子化学的科学家，借助于国家工业化对于专业人才的急需，在北京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设置了高分子化学专门化，从此高分子科学的教学被纳入了国家教育体系而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在10余年的时间里，它培养出了一批批从事高分子科学教育、研究活动的专业人才，加速了专业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并为高分子专业在全国许多大学的开设起了示范作用。在强调教育为生产实践服务的背景下，这一学科建设的过程，反映出中国的科学教育对于社会的强烈依赖关系，高分子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直接作用，为高分子教学的不断发展撑起了一把足以抵挡政治风雨的大伞。
    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是最早从事高分子科学研究工作的机构之一，其高分子研究部分于1956年调至北京，成为新建的化学研究所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一部分力量不断扩大，至60年代初研究项目与人员数量均占该所总数近一半，并一度酝酿以此为基础组建专门的高分子研究所。由于人事的、政治的原因，计划中的高分子研究所未能成立，但上述发展过程，是在新的社会体制下，政府利用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科研体制所进行的尝试，它浓缩地体现了新中国时期导致学术机构变迁的各种学术的、非学术的因素的影响。
    学会作为学术交流机制的重要环节，本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在中国的高分子科学领域，“学会”的功能最初却是由成立于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这一具有官方机构性质的组织来承担。它既要组织学术活动、出版专业刊物，也要参与学科规划，同时还要协调产业部门与研究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无论是其组织形式还是职责，已远远超出了“学会”的范畴。而1963年成立的中国化学会高分子专业委员会，从形式上具备了“学会”的特点，但对于学科的贡献却远不及前述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组织结构，反映出这一时期政府与科学之间极其密切的关系，并由此导致学术社团在中国社会中不能发挥相应作用的后果。
    高分子科学在中国1949-65年间的建制化过程，为认识这一时期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与机制提供了一个案例。在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建制化过程不是原发性的，而是西方科学体系移植、重建的过程，必然要受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它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即国家的需要与扶植决定了建制化的程度与速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与人口总数相比，科学家只占有一个微乎其微的比例。为了集中、有效地利用和控制学术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建设，通过由国家管理全部的研究机构与大学、加强对科学家的思想改造与行政管理，以及在科学事业中推行统一的国家计划、建立由政府统一拨款的经费制度，并强调科学活动中党的领导的首要性和权威性，使科学成为了有组织的、集体的活动，科学活动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体制，从而实现了科学的国家化，以政府管理科学事务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的科学。作为20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科学的国家化进程便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发生，比如大科学的出现，即是这一进程的表现。在中国，科学的国家化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一元化共生，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计划管理和资源动员，发挥到了极致，进而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科学发展的路径。
    一方面，高分子科学的建制化，正是“科学国家化”的直接受益者。中国的高分子科学，不仅从1953年开始的研究工作就是靠任务带起来的，而且在以后10余年的建制化过程中，各种军事的、民用的需求始终是其发展的外在动力和保障。即便是对于一些基础研究的支持，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在不大长的时间内，这些基础研究将会有益于实用。因此，可以说，高分子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应用性，成为推动它发展的最直接、也最根本的动因，也是使它在中国社会中的遭遇有别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关键所在。
    这种科学的实用性与国家发展需要的一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意识形态对高分子科学家所产生的压力。在国家需要的推动下，接受过西方专业训练的中国科学家逐步建立起了学科领域，并始终在为人民服务和科学自主性之间寻找着结合点和平衡点。在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之下，当某些技术、物质层面上的国家需求，与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发展需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时，科学家往往借助于科学的实用性，为自己、为科学寻找一片有限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国家化使科学的自主性受到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极大制约，使一些科学家的学术发展受到了限制，进而从整体上影响了科学增长所必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来自于国家的需求成为科学研究的唯一或主要目的和主导方向时，就科学整体而言，便走入了无序和不均衡状态，一些领域取得超速发展，而另一些领域则濒临生存危机。这种机制在短时期内对某些领域无疑是成就卓然的，但却不能为科学的整体的、长期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科学的国家化，还导致了中国社会中科研组织官僚化与科学活动中学术权威弱化的倾向。在政府对科学家和科学活动的控制下，自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必要组织条件，即由科学家自治的学术团体——学会——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形成，而是代之以由政府任命的官方机构来组织、协调科学活动，或是建立起了所谓的“学会”、但仍是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将职业标准和行政标准结合起来运行。一旦科学共同体不能完全遵从学术规范来处理自身的内部事务、而是依赖于政府的扶持和裁决时，共同体的有效性和创造性就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在科学国家化的背景之下，高分子科学在中国的建制化，是一个带有明显缺陷的不完全建制化过程。只有当中国社会未来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科学活动组织与管理模式的多元化，才有可能缓解中国科学发展进程中由于科学国家化而导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 作者： chinsci 访问统计：　2005年10月10日, 星期一 03:05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