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现代中国

在中国科学史上北大人曾写下浓重的一笔 /陈诗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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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史上北大人曾写下浓重的一笔

● 陈诗闻

1927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促使它成立并开展工作的人员中有四位北大人，出发时中方团员十人，其中有八位是北大人。              一、 西域考察的时代背景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大量外国人进入中国西域考察，他们的活动与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特别是沙俄的扩张政策密切相关。考察队多数由本国军官率领，来自帝俄的团队甚至带领数百名哥萨克武装，还枪杀藏族同胞，将沿途的很多地方以俄国人的名字命名。总之，这一时期外国人的西域考察大都带有明显的侵略目的。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批接一批的外国考察队络绎不绝地在中国西域察看山水地貌、测绘地图、收集生物标本、勘察矿床、发掘历史遗址、盗窃地下文物古籍、剥取石窟壁画……并将盗窃所得源源不断地运出境外，充实了他们自己的博物馆、陈列馆和展览馆。       但同时，这些野蛮的掠夺者由于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造就了不畏艰险的坚强意志，取得了考古发掘的经验，回国后又将西域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研究，给人类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东方文化的研究成果，使得世界上形成了东方学和敦煌学。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大量中国的奇珍异宝遭受惨重损失为代价的。       造成这样的局面，是由于满清政府的无能和昏庸，以及缺乏文物保护意识，一任窃贼成群结队肆无忌惮地将大批文物运走而漠然视之。       那么这段屈辱的历史又是何时结束、如何结束的呢？       它是在1927年，我国各界知识分子共同的团结奋斗下告终的。其中，北大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       1926年底，德国国家航空总公司（luft-hansa）计划开辟从柏林经北京到上海的民用航空交通线，需要做环境勘查和学术调查，以瑞典地理学家斯文海定（Dr. Sven Hedin）为首的德瑞科学家到达中国，自称“远征队”，计划到西北做全面考察。海定先到沈阳，与奉军参谋长北京卫戍长官杨宇霆联系，到了北京，他手持张作霖介绍去西北考察的亲笔信，与北洋政府所派的代表进行谈判，订下了不平等协议。       协议中有：“（一）考察只容中方两人参加，负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需东返。（二）将来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送还。”这两条引起中国学术文化界人士的义愤，认为有损我国主权，绝对不能答应。于是，北京各学术团体于1927年3月5日在北大三院研究所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清华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北京图书馆等是一个学术团体的二十余人。会上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后定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团结起来抵御洋人的文化侵略，反对斯文海定的这种在国际上和学术上都不道德的行为。       斯文海定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曾四次来中国的新疆进行探险考察，三次进入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漂流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曾发现被沙漠淹没了千年的楼兰古城。它具有学者的素质，是个以事业为重的探险家。面对中国学术文化界的抗议，眼看这次西域考察很可能成为泡影，决定通过北大研究所国学部主任沈兼士转达他谋求妥协的意思给学术团体协会。于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派出北大教授、语言学家刘复（半农）与斯文海定会谈。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设理事会，推举刘半农、周肇祥（古物陈列所所长）、徐协贞（历史博物馆馆长）、常福元（中央观象台台长）为理事，直接负责理事会工作的是刘半农。理事会的使命是：（一）理事会推选周肇祥、刘半农、袁复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李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四人与斯文海定多次协商，坚持以我为主、平等互利的原则，组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二）由理事会委任中外团员，并在团员中委任中外团长各一人。（三）理事会监督并指挥考察团进行一切事务。四月二十日，议决“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与瑞典过斯文海定博士合作方办法” 十九条， 明确规定采集品留在中国，观测数据和文字材料中外共有，一式两份。 合作办法由袁复礼、李四光（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和李济译成英文，于4月26日 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当日的执行主席周肇祥和斯文海定签字通过。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出发时 我国团员10人，团长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教授； 袁复礼是清华大学兼北大地质学和地文学教授，1928年12月后任考察团代理团长；团员黄文弼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讲师；丁道衡是北大地质系古生物学助教；詹藩勋来自水利委员会，研究大地测量和地图学；龚元忠来自历史博物馆，为考察团的照相员。 又通过考试选拔四名北大学生为考察团气象生：崔鹤风为土木工程系（后转北洋大学）毕业生；马叶谦、李宪之、刘衍淮为北大物理系三年级、二年级和一年级的学生。 出发时 欧洲团员17人，主要有： 瑞典人、团长 斯文海定；瑞典人、队长拉尔生（Larson）指挥旅行中一切事宜；丹麦人、副队长哈士纶（Haslund），研究人类学；德国人、气象主任郝德（Dr.Haude）等。 团员们各有明确的职责和研究领域： 地质、测量、人类学、考古学、天文观测、气象观测等，有的作为考察团的医生、会计、翻译、摄影师、电影员等。       合作办法终规定的考察时间是两年，实际回来时间由各人任务完成情况而定。到了新疆以后，又增加了成员，中方有：研究地磁学的陈宗器、植物学家郝景盛和刘慎谔、气象助理徐近之和胡振铎。团考察目的和内容完全不为汉莎公司开辟航线，到新疆后德国团员多归国，气象主任郝德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三、考察团知难而进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5月9日上午从西直门乘火车出发，第二天晚上到达包头，第一站选点在包头以北100公里的哈那河畔开始考察。七月初以后，分北、中、南三对骑骆驼或徒步向西进发，工作有分有合。       考察团风餐露宿，冒着狂风、暴雪、冰雹等恶劣天气，忍着饥饿、干渴、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和四十度的酷热，行进在人迹罕至、白骨引路的荒漠上。他们的足迹遍及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西藏北境约四百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高山、盆地、沙漠、戈壁、丘陵、草原、和道和湖泊。       当时的社会不稳定，各派势力割据，兵匪出没，行进途中时刻要防止意外。更麻烦的事，考察团被所到之处的官府认为是中外拼凑的一团兵力。在甘肃被疑为是北京奉天势力的张作霖派去攻打甘肃的，甚至将先遣团员拘捕，后电达国民政府蔡元培，由蔡向冯玉祥说明才得以释放。在新疆被疑为是冯玉祥派去破坏新疆秩序的，官府集结数千兵马，耗资百万多两银子，屯兵边境，严阵以待。后来表面上消除了疑团，但内心对知识分子不在家寒窗苦读而跑到沙漠来研究学问，觉得不可思议，不相信考察团没有政治企图。当地政界按照老习惯从不取缔入境的异国人，而对本国的科学家处处限制、严加防范。       考察团中方成员遇到的困难还来自外方成员人为的是段：排挤、奚落、制造障碍、……       北大人沈兼士、刘半农、李四光、袁复礼以及学术团体协会各单位的代表的远见卓识和据理力争，取得了谈判桌上的胜利，组成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团，订立了中外平等互利的合作办法，但这只迈出了第一步，纸上的条文能否实现要看考察团的行动。考察团出发前后，曾被欧洲的短视的外交家预言：“中国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就会全体转回北京。”如果应了他们的预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就变成了洋人独霸的“远征队”了。       中华民族经理丧权辱国和歧视长达半个多世纪。斯文海定在柏林大学的老师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曾七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公认是世界上研究中国地理的权威。他写了一部讲中国地质的巨著《中国》（1877），在该书的序言里有话：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迟钝的，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是持续的阻碍， ……步行在他们的眼里是低贱的，地质学家的工作更有损于人类的尊严。”       外国人从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这个习惯不会因为订了不平等协议就会改变。开始西行时，外国团员处处看不起中国团员，时时有侮辱性的言词刺痛中国团员的心。于是几个年轻的中国团员聚在一起，回忆刘半农、袁复礼和北大代理校长余文灿出发前的教导和鼓励，决心要振作起来，要奋斗，处处要比欧洲人做得好，要为中国人争气。他们本着这种精神一直做下去，吃苦在先，埋头苦干，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奋斗，全团中国人的成绩都非常好，外国团员的傲气被打下去了，并普遍称赞中国人的工作精神和学习热情，佩服中国人的记忆力。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学识渊博，具有高深的哲学修养；代理团长袁复利教授目光敏锐、工作精细、奋发有为，又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两位团长博得全体中外团员的称赞和敬佩。斯文海定在他的笔记、专著中多次赞扬中国人，说：“中国人素质优良，我抱着同情与感谢，愿终生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气象主任郝德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对别人也要求严格，他率领中国和德国的观测员在多处简历气象站。嘲笑、讽刺和挖苦中国人的话他说得最多，但到后来，他却不断地批评德国团员，经常表扬中国团员，德国观测员自己也承认不如中国人工作得好。丹麦人副队长哈士纶大事小事都找中国人商量，连给家里发一封电报，还拿着电报稿要李宪之给他检查有没有错误，并对旁边的人说：“我们常疏忽、粗心，中国人仔细。”              四、考察成果        祖国的大西北资源丰富，考察团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1927年7月3日，28岁的北大地质系助教丁道衡，在内蒙古茂名安旗富神山发现巨大铁矿，当时预言将成为中国北方的“汉冶萍”，现在包头钢铁公司内塑有丁道蘅的铜像。1927年8月5日，袁复礼又在离丁道蘅发现的主矿十余里处的噶托克呼都克发现铁矿苗。解放后袁复礼为踏勘者骑马带路，复查噶托克呼都克铁矿苗，把该处定为白云鄂博西矿。在踏勘过程中又发现了双尖山铁矿苗，即白云鄂博东矿。白云鄂博东、西矿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今日的包钢基地。        丁道蘅还在袁复礼的指导下掘得三具小恐龙化石。以后他在新疆天山南麓直至西端的葱岭、帕米尔一带进行地质考察，采集到不少岩石和古生物标本。        黄文弼是我国新疆考古的第一人，他的工作重点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河流域和罗布泊地区的古代遗址。 吐鲁番附近南北朝时曾建有高昌国，后被唐所灭，置高昌县。 黄文弼在雅尔湖附近发现古墓群，发掘得墓表一百三十多方，陶器八百多件；在罗布泊北岸发现西寒峰燧台遗址，出土七十多枚木简，都是汉通西域后最早的文字简牍；他几乎绕塔里木盆地一周，又直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对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城、古地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以及大夏氏、大月氏等的古地和迁徙做了考证。他的考察采集古物八十多箱，研究成果汇集在《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中，他的考察经历则记载在《蒙新考察日记》中。        因为汉莎航空公司的需要，德国人气象主任郝德博士领导下所进行的气象观测是这次考察的重点项目。气象生李宪之、刘衍淮等兢兢业业，每天都按时观测记录，除了一路的流动气象站外，还在新疆若羌、库车、青海铁木里等地作长期的定点观测记录，还在这些地方附近建立高山气象站，仪器设备在当时可称先进。全部观测记录汇集成地面观测及高空探测资料两大本。任务完成后，李、刘二人由郝德推荐，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四年后均获得博士学位。李宪之深入研究在新疆、青海考察的气象资料，发表多篇有价值的论文；刘衍淮是我国空军气象的创始人，台湾省气象教育的奠基人。        气象资料多是数据，不同于矿石、化石或文物，不能直接观赏，也无陈列价值，必须经整理研究才有重大意义。李宪之于1928年10月24日至26日在铁木里克作气象观测时遇到强劲的冷空气，亲身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决心研究寒潮的活动规律，而铁木里克这三天的资料已被郝德博士利用，于1930年发表了文章。李宪之便利用这一期间在印度、东南亚各国的气象资料，进一步研究冷空气的展布情况，发现来自北极的寒流可跨越赤道到达南半球而造成强烈的降水。他研究的寒潮比郝德的研究的范围更广，研究的内容也更深入、更全面，并且大胆地突破了“赤道无风带”这一传统的地理气候概念。进一步，他又深入地研究后得出，南半球极地爆发的强冷空气也可以跨越赤道，在北半球西南太平洋上形成台风，这个论断揭示了夏季侵袭东亚国家的台风的形成机理，他又从现象入手，推断出台风眼的空间结构。李宪之关于寒潮和台风的论文， 在世界气象史上是划时代的。论文写于1934和1935年，1940年日本的气象学家以实测资料证明李宪之理论的正确； 德国的气象学家把李宪之提出的台风眼空间结构称之为“李氏台风眼结构模式”；自1941年至1948年，有美国、日本、中国、德国、苏联五个国家的气象学家把李宪之的理论写进教科书中。李宪之为中国的气象事业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都是在西北考察中打下的基础。在考察团中默默奉献、下决心要为中国人争气、最后以学术上的超越表明爱国者的情怀和气节，这是中方考察团员的共同特点，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中外真正的平等。       袁复礼教授渊博的知识、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对考察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吃苦在先，连续考察时间最长达到了五年，工作任务最重，采集品最多。他发掘道各类爬行动物个体化石（包括恐龙化石）二十多具，后经专家鉴定定名，比较完整的新种就有：新疆二齿兽、布氏水龙兽、赫氏水龙兽、魏氏水龙兽、袁氏阔口龙、袁氏三台龙、奇台天山龙、宁夏结节绘龙。发现如此众多而且完整的爬行动物化石，在当时轰动了世界。更重要的是，水龙兽和二齿兽均为南非哈鲁系之标准化石，袁复礼的发现是三叠纪初泛大陆存在的有力证据，所以这个发现对古生物研究和地层研究都有重大意义。袁教授两上天山，在博格达峰和天池一带考察地层岩石、冰川、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发掘到大量古代文物，发现了煤矿和其它矿点，为当地人民找到地下水源，帮助少数民族改进炼铁技术……人民感谢他，为他立生祠，造复礼庙、袁氏庙。193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袁教授北极星奖章，以表彰他在西北科学考察中的杰出成就。       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回京后写作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三册。由于他出色的组织领导工作，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       当时中国政府为纪念中国人首次考察大西北而发行纪念邮票一套（四枚）。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先驱们在艰难困苦中筑就的奋发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精诚无间的协作精神和不畏艰险、迎接挑战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力量是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工作中智慧和毅力的渊泉，也是我们为人的准则。               (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专业 陈诗闻)

- 作者： chinsci 访问统计：　2005年10月15日, 星期六 00:33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