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而且也是一次影响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他进步分子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介绍近代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思想，使国人的科学理念有了新的进步。 从“格致学”向“科学”过渡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格致学”。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熊明遇的《格致草》、汤若望的《坤舆格致》等书的名称就使用了“格致”一词。在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外学者依旧沿用这一称谓。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版的许多科学书籍多冠以“格致”或“格物”之名。可以说，在国人尚未使用“科学”一词以前，是称“科学”为“格致学”的年代。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国人中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大概是康有为。他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辛亥革命时期，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出现了“科学”与“格致”并存的局面，而且大有“科学”取代“格致”之势，为在民国时期“科学”一词最终取代“格致”奠定了基础。 从“格致”到“科学”虽然只是一词之差，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却有重大区别。“格致”来源于儒学经典《礼记·大学》中“格物致知”一语，指的是养德修身的方法。明清时期讲西学的人尽管赋予它以新的解释，用它来表述西方的科学，但它毕竟是一个与传统经学有着密切渊源的词汇，不能确切涵盖近代科学的性质及其所包括的内容。“格致”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词汇，为“科学”所取代完全是历史的必然，也反映了国人科学观念的飞跃。正如胡适后来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对科学内涵及其重要性认识的深化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国人对格致学即科学的认识尚停留在器物科学观的水平上，只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以后的维新派初步摆脱了这种狭隘的认识，对科学作了广义的解释。梁启超曾说：“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他所说的“政学”指的是社会科学，“艺学”则是指自然科学。而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其一，持狭义科学观，把科学只看作自然科学。持这种认识的人为数不少，甚至包括像严复这样的知名学者。严复曾经这样给科学下定义：“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 其二，作广义的解释，把科学称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层次的知识体系。马君武在1903年发表的《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论述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兴起的过程。他所说的“科学”，既包括哥白尼、牛顿等人的自然科学，也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十八世纪所发明之一种新科学，而今日占极重要之地位者，即经济学是也”。孙中山的科学观也是建立在广义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的。他说：“世界之学有二大类，其一曰自然科学，其一曰人事科学。”他认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执果穷因”，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也如此。 其三，持方法论科学观。严复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强调过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试验法是西方科学发展遵循的一条根本法则，“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翻译出版了《穆勒名学》等著作，系统地介绍了西方逻辑学，尤其强调归纳逻辑的重要意义。在此风影响下，一批讲求逻辑学的译著先后问世，对于国人讲求科学方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严复不仅提倡“以事验理”的科学方法，而且还倡导“黜伪而崇真”的科学精神，认为“汽机兵械”、“天算格致”不过是科学中之“形下之粗迹”，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才是科学系统中的“命脉”和精华。 鼓吹“科学救国” 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科技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他们纷纷强调发展科学技术的必要性、迫切性，主张“科学救国”。他们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有人则联系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指出走科技强国之路的重要性，“通世界万国，有急剧的战争，有和平的战争，或战以工，或战以农，要莫不待助于理科（案：科学）。是故，理科者，实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爆弹也。凡国于斯土者，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强、其民富；不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弱、其民贫。”尤其可贵的是，许多仁人志士能够密切联系中国国难当头的严酷现实，发出“科学救国”的呼唤。马君武对比中国与西方在近世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反差，感慨地说：“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亡种。呜呼！科学之光，其期匪古。及今效西方讲学之法，救祖国陆沉之祸，犹可为也。”为此，学界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提倡科学，发展科学，实行科学救国，刻不容缓。他们提出的发展科学的具体办法有：在各级学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创办科学刊物宣传“科学救国”、开展科学研究等等。遗憾的是，当年有识之士的这些宏愿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根本无法实现。 科学与民主并举 科学与民主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核心内容。大致说来，中国人接受近代科学早于接受近代的民主理念。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以及后来的洋务派已经表示了对科学的赞成。稍后些的早期改良派及戊戌维新派则意识到洋务派片面提倡科学而拒绝西方近代民主的弊病，在提倡西学的同时，提出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政治改革主张。 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达。许多革命派志士都经历了从科学到民主、科学与民主并倡的思想历程。孙中山本人就曾系统地钻研过西方自然科学，获医学硕士学位。然而，清朝的腐朽统治弄得国家经济凋敝，科技落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这使他们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不改变中国恶劣的政治，科学就无法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为此，革命派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开展民主革命。如果说改良派是把科学与君主立宪政治相提并论，那么，革命派则是把科学与民主共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前进了一大步。在革命派看来，迷信与专制是阻碍中国前进的两大障碍，要反对迷信和专制，必须以科学与民主为利器。革命派认为：“人类进化，脑关改良，科学以兴，公理乃著，此新世纪革命之本原。” 革命派还进一步论述了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科学真理，一本于自然，不外乎人道。”以父子、夫妻为例，父与子，夫与妻，从生理学角度来看，都属于人类，应该是天然平等的。“若顺于科学公理，人当本于构造与生理各从其欲，各为其所宜。”因此，“父人也，子亦人也，故父子平等。”“夫人也，妇亦人也，故夫妇平等。”由此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谬说。用生物学、生理学原理阐述人的自然本质，在此基础上得出人人政治平等的结论。这种论述方法正反映了科学和民主内在的必然联系。他们还谈到，科学、民主只有同时提倡，相互辅翼，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主张以“哲学家为其先锋，科学家为其后劲，推阐新理，精益求精”，并强调“理想在前，物质在后，理想有进步，而后物质有进步”。这显然是针对当时中国政治黑暗、社会革命迫在眉睫的现状而言的。 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科学传播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国人对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化了。国人的科学观不仅开始从旧式的“格致学”向“科学”过渡，而且对科学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理解。人们不再把科学狭隘地理解为自然科学，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内容丰富而广泛的知识体系，并上升到科学方法的高度去理解。值得指出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仁人志士能够把科学与救国联系起来思考，从解救祖国危难、赶超世界先进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的重要性，发出“科学救国”的呼声，用民主共和的新理念进一步充实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从而把国人的科学观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光明日报》2001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