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科学观 /郑师渠--科学与现代中国

梁启超的科学观 /郑师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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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科学观
郑师渠

    　人所共知，梁启超在1920年游欧归来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一书曾风行一时，影响很大。这不仅是因梁的“笔端常带感情”，所描绘的战后欧洲一派肃杀凄凉，令人唏嘘伤感；更主要的是他对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评说发人深省，复惹起争论。譬如，他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尽管他在“自注”中称自己“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并要求“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但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语境下，梁启超的这段话仍不免如一石击水，激起轩然大波。钱玄同指责他反对科学，甚为“荒谬”；胡适更批评他“谣言”惑众，“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的威风”。在今天看来，这些批评确实是对梁启超的科学观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作为中国科学社的董事，梁启超终其一生都信仰科学、维护科学的权威。他关于科学的言论，大多发表在1920年后，游欧不但没有动摇他原有的信念，反而使他的科学观更为深化了。
    在晚清时期，从近代西方传入的“science”一词被译为“科学”。梁启超虽然不是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人，但他早在1911年即注意到这一问题。当时，他曾称引西方学者倭儿格对“科学”的界定：“科学（英science，德wissenschaft）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事物之是非良否非所问，彼其所务者，则就一结果以探索其所由来，就一原因以推断其所究极而已。”这就是说，他承认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欧战后，梁对“科学”的表述已非常清晰：“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从当时情况看，梁启超对科学的理解不仅与陈独秀、胡适诸人处于同一层面，而且表述得更为明确。
    梁启超对科学的价值深信不疑。他认为，西方所以能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走向现代，归根结底，端在科学的赐予。这不仅是指科学技术造就了令今人目眩的物质文明，更主要的是指它导致人类精神的大解放。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及其进化论的发现确立了人类的真正位置，上帝造人说被打破，人类愈加自信事在人为，对未来寄予无限的希望，“像一盏明灯引着我们向希望路上行”。所以，他说：“现代文化根柢在哪里，不用我说，大家当然都知道是科学。”再顽固的人，现在也不能不承认科学的价值，而民国以来最可喜的“新气象”就是“科学的组织、科学的经营、科学的技术，一步一步的在我们实业界中得地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地认识到“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是必然的趋势。梁启超称科学社是“一个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这也足见他将科学的发展视作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他相信中国人不缺乏智慧，定可成为一等的“科学的国民”。同时，他还时常发表演讲，宣传科学。晚年的梁启超因协和医院的误诊，成为严重手术事故的受害者，一时舆论哗然，致有“科学杀人”的说法。但病中的梁启超却发表文章，主动为协和辩护。他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所以，当时有人称梁是“为科学而献身”，看来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在梁启超看来，要推动中国科学发展，还须对以下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重要的是倡导科学精神。梁启超认为，国人对于科学抱有不正确的态度，除了受传统的“道器”观影响而轻视科学外，便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往往将科学研究的结果与科学本身的价值混为一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正因如此，洋务时期有人奖励制船造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至今学校都在教数理化，“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更多的人更是错误地认为科学只是从事理工科的人的事，与自己无关。实则，科学本身的意义即在于它体现着一种最可宝贵的精神——“科学精神”。何谓“科学的精神”？梁认为就是求真的精神。“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中国文化正因缺乏此种科学精神，故犯有“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的病疾。中国欲发展科学，必先治固疾，但这“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其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共生并长，相辅相成。梁启超强调，自然科学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二者共生并长，相辅相成。西方现代科学肇端于文艺复兴时代，而文艺复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贡献却是美术。从表面看，美术是情感的产物，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互不相容，何以“这位暖和和的阿特先生，会养出一位冷冰冰的赛因士儿子”来呢？究其原因，在于二者有共同的母亲，就是“自然夫人”，即源于“观察自然”。梁希望中国将来能有“科学化的美术”与“美术化的科学”。他强调，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间存在的普遍现象。文艺复兴促进了科学发展，而随着19世纪以来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发展，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等，哪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不深受其影响？当然，梁的命意所在，更多地还在于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自觉接受科学精神的指导。所以，梁在努力研究国学的同时，复与蔡元培等一起出任中国科学社董事会董事，又常常教导专攻建筑学的梁思成要多读历史、文学方面的书，这显然是出于文理要兼通的思考了。
    其三，科学非万能，为避免科学的误用，须倡导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谐调。19世纪末，西方工具理性的发展已导致科学崇拜即“科学万能”论的出现。欧战前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人们反省现代西方文明科学与人文失衡的重要表征。所以，梁的《欧游心影录》所传递的信息确为西方思潮变迁的“大关键”，而非所谓的“谣言”。在其后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中，梁启超明确指出，丁文江的“科学万能”论与张君的“轻蔑科学同一错误”。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例如，人类的情感生活，尤其是美感与爱意，就难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统一设定，这就不能不尊重人类的主观与直觉。他最后断言“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固然有失武断，但他强调科学非万能却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在后来曾强调指出，“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使“两者打成一片”，那末我们也可以认为，他实际上已经化解了自己的武断。因此，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梁客观地看到了科学自身的局限，而在于他能缘是以进，提出物质生活须与精神生活相调和，即科学须与人文相统一，这一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梁启超说，科学的进步是不能也不应抗拒的，“但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我们不能重蹈西方覆辙，须考虑“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能避免“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至此，我们可以将梁启超的科学观做如下概括：科学是现代文明的根柢，尤为中国所必需；中国欲发展科学，应首重科学精神的倡导；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要互相渗透；要重视欧战的启示，科学非万能，在尊崇科学的同时，应提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这样科学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
    《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7日

- 作者： chinsci 访问统计：　2005年10月21日, 星期五 00:50 加入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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