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现代中国

“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细说“学妖”和“四姨太效应” /刘华杰、田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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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

——细说“学妖”和“四姨太效应”

刘华杰、田松

编者按：2004年12月2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刘晓力教授组织的关于科学规范与科学文化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做了《“科学共同体”的神秘性：“学妖”的社会角色》的报告，提出“学妖”一词，一时引起关注。

　　在我们平日的概念里，“妖”多有“邪恶”、“不正”的意味，然而此文中刘华杰的意指绝不如是。



　　物理学上，牛顿力学之后，经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科学至上的理性观念。其中，法国的拉普拉斯确立了一个精灵，这个精灵只要知道了全部的初始条件，再加上牛顿力学之后，他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个精灵史称“拉普拉斯妖”。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为了批驳“热寂论”，曾设想了一个无影无形的精灵，史称“麦克斯韦妖”。刘、田二位的“学妖”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科学社会学的两个新“模型”

　　刘华杰：2004年12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报告了一个自己考虑了很久的问题，发言题目为《“科学共同体”的神秘性：“学妖”的社会角色》。“学妖”一词立即引起部分同行的兴趣，一时有男学妖、女学妖，大学妖、小学妖，内行学妖、外行学妖，好学妖、坏学妖诸说法等等。看来此词有一定的概括力和说明力，也促进了人们对科学之社会运作的思考。

　　此前，你曾提出“四姨太效应”的说法。我想，“学妖”及“四姨太效应”等，都属于科学社会学的范畴，是对中国当前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方式特点的某种概括。这回我们就来稍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型”或者“隐喻”。

　　田松：“学妖”这个词很形象，很有概括力。虽然有些严肃的学者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喜欢。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巩俐扮演的四姨太为了争宠，假装怀孕，最后事情泄漏。剧中有这样的对话，有位好心人说她傻，说这种事儿，怎么能装得来呢？四姨太说：“时间长了，假的就变成真的。”四姨太的意思很明白，虽然是假装怀孕，但是因为引来了老爷更多的关注，就会有更多怀孕的机会，时间一长，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到了那时，就算有人知道了当初的假，又能怎样呢！

　　同样，一个学术单位，虽然实力不够，但是假装够，只要获得了“上面”的信任，就可以得到项目、工程、基地，也就是说——得到经费。在我们现在的学术机制下，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可以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一个学术单位的发展，乃至于命运。有的经费高达千万，乃至上亿。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不需要特别优秀的管理者，只要相对不错的管理者，这个单位就不可能不发展。比如用个最直接的办法，把学界公认的本领域最优秀的学者和最有潜力的新秀高薪挖来几个，这个单位的实力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几个数量级。这时候，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了。这就是我们当下学术体制所导致的“四姨太效应”，和你的“学妖”说得上相映成趣吧！

　　“四姨太效应”＋“马太效应”组成一个完整序列

　　刘华杰：四姨太深深懂得“老爷”有限精子条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她的假孕主张只是想提高真实受孕的机会。对于科学事业，这种策略在某种条件下也未必一无是处。但它的危险在于，它的持续作用或者多阶段的迭代过程可能使老爷错过真实生育的机会，即导致老爷断子绝孙，对于科学事业，相应的结局人们自然可以猜到。

　　我们可以把“四姨太效应”与科学社会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作对比。默顿说的“马太效应”讲的主要是后来的事情运作和正反馈放大过程，而“四姨太效应”主要讲述事情的形成过程，它为马太效应提供一种“前件”。于是，“四姨太效应”＋“马太效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虽然“四姨太效应”和“学妖”都有具体的原型，但是它们有一般性，在科学社会学中可以指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

　　田松：那么，“学妖”一词的提出，得益于什么具体语境？

　　刘华杰：“学妖”一词字面上直接得益于“麦克斯韦妖”、“拉普拉斯妖”甚至“金妖”（其中的金指你的导师金吾伦，好像是张华夏教授命名的）等。不过，在学理上，这个概念主要得自于经典科学社会学和SSK（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社会学道出了现代科学动作的一个核心机制：科学共同体及其同行评议。这一条几乎可以解释科学技术运作的许多方面。但是科学共同体是如何形成或者组建的？什么是学术同行？此“同行”如何聚类？



　　我们承认科学共同体及其同行评议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许多时候要考问更多更深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许多事情尚未步入规范运作阶段的中国现实而言。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使科学共同体的运作成为可能，隐而不显的操作者，更为重要、更值得研究。说白了，谁有权力提供第一推动使某人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成员？

　　此操作者可以是学者但也可以不是学者，可以是大学者（如院士）也可以是杰出专家或一般科研人员，也可以是幕后的“包工头”。他们的共同点是：（1）智商较高，有相当的组织能力；（2）有很强的游说能力，能很好地协调人际关系；（3）一般不把自己置于显赫的座次，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她）的特殊地位。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表面上只是小人物，身份通常为编辑、秘书、小官员、办事人、召集人、活动家、记者等。与台面上“公开表演”的科学共同体同行们的显赫而正规的身份相比，这些操作者（即学妖）的身份甚至有点卑微。

　　简要说，学妖是中国当前学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同行评议中担负重要角色，在学术民主、资格评定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学妖的主要职责不是亲自评议，而是组织同行评议，使评议如期如意愿地实施。学妖所从事的工作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不会简单地认为学妖只起副作用、只做坏事，那样评价是颇不公平的。实际上，总体上他们做了对称性的工作，社会学家应当无偏见地看待。

　　科学共同体的运作

　　田松：以前的那些“妖”都是属于科学哲学的，这些“学妖”则是社会学的。这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行当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转移。从科学知识到科学家，从科学共同体到科学共同体如何运作，这是一个不断向外的过程。

　　学妖这个词隐喻着我们的学术活动背后某种不为人注意的机制，涉及到权威如何成为权威的问题。以往我们关注的是，权威作为个人，是怎样成为权威的，比如发愤苦学、比如智存高远等等。但是学妖则让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为有可能成为权威的个人，是怎样凸显出来，得以成为权威的。因为权威不是绝对的，你能够成为权威，这件事儿本身是需要更大的“权威”来认证的。所以我觉得学妖构成了一个界面，这个界面的一面是科学共同体，另一面是对权威有需求的群体，可以是公众、政府、企业，甚至也可以是其它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只有穿过了学妖这个界面的权威，才可能被需要权威的人视为权威。

　　当然，学妖对于这个界面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有相当的调控能力。而不同的学妖，有意无意地调控着不同的界面。

　　刘华杰：“界面”的概念很有意思，它相当于一层“膜”，膜两侧的势能、渗透压、社会地位不同。学妖的一种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建构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界面。界面行使区别的功能，一旦建成，原本相差无几的真正同行，就可能形成天壤之别，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

　　科学家要走向社会，必须以某种办法传播自己、宣传自己、推销自己，这样的事实从伽利略那就开始了，作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伽利略本人甚至非常擅长此道。但是，比起二战之后的大科学，伽利略的社会活动数量级太低了。

　　如果说伽利略本人就是自己的学妖的话，现代的科学家通常不能直接面对社会，他们需要代言人（agent），学妖就是其一。在中国，院士称号是最高等级的科学技术荣誉，院士在中国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对大大小小的公共事件具有发言权和权威，院士也频繁出席各种论坛、大小会议。媒体以及普通公众，可能只注意到（因为他们一般只看到这一层面）诸位院士走来走去、说来说去，却不晓得这些院士何以“出场”。一般说来，院士一般比较乖，不会主动请缨，自己报名上媒体发表言论，通常都是经某人（学妖）邀请而出场。

　　在你说的“体制内”，院士们也几乎一样地活动，比如评审、论证某个项目，院士们一般并不知道项目的存在，或者知道了也不晓得何时启动哪项程序。通常，需要地位虽低，但能操纵院士的小人物（学妖），对院士的出席与否做出细致安排，甚至细化到座次排定、发言次序等等细节。学妖的行为极类似于“麦克斯韦妖”的行为，他（她，它）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能力，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操控开关，决定某个人（分子）归属于界面的哪一侧。

　　田松：不错，从界面这个角度看，学妖和麦克斯韦妖的功能是极为类似的。不同的是，麦克斯韦妖是一种不可能之妖，而学妖则是现实之妖。把四姨太效应、学妖以及马太效应连起来，可以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马太效应是说，让有的更有，没有的更没有。但使有者更有无者更无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在圣经里没有讲，似乎是出于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者某个“老爷”的神秘意愿。而四姨太效应则有其内部的解释，该效应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假孕能够提高真孕的机会”。启动四姨太效应肯定是个疯狂的愚蠢行为，四姨太效应也就是一种大胜大败的风险策略。在电影的故事原型中，由于四姨太被揭露，这时就进入了马太效应，无者更无。但是在我们的现实学术体制中，情况则复杂得多，不像电影那么简明。在学术版的四姨太效应中，必须引入学妖的概念才能说得清楚一些。

　　首先，电影中的四姨太是否有孕，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但是，一个学术机构有多大的能力完成多大的事情，本身不是有和无的二值逻辑，而是一个连续谱。比如某某评审，单从程序上说，可能每一步都没有问题。关键是：是谁让这几位评委而不是另几位成为这个项目的评委！当然，这就是学妖了。学妖可能是个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机构，也可能根本不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机构。

　　其次，在学术机制中，被判断的可能不是真孕与假孕，而是是否可孕。因为判定本身就意味着得到经费，或者成为平台、基地。接受判断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被揭穿的问题，只有得到与得不到的问题。马太效应在这里只表现为有者更有，而不表现为无者更无。

　　第三，孕后足月就要生产，但是难产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婴儿是否健康，同样是要经过同样的界面，被同一个老爷认可。所以这个婴儿很难被判定为不健康。即使出现非常糟糕的意外，甚至难产，“四姨太”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并且，无论怎样，四姨太在此前已经得到的好处不会消失。

　　所以这样一来，在学术机制的四姨太效应只有收益，没有风险。自然会成为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首选策略。

　　刘华杰：我觉得这非常形象，充分运用了metaphor的好处（有关metaphor的说明能力，可参见Mary Hesse的经典论文）。

　　不过，可能由于这故事太不正经（据说学问都装得很正经），所以读、听起来多少会令人觉得不会发生在科学界吧！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要明确的，科学界（以至于学术界）确实会发生但不是必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学妖、四姨太效应、马太效应等，都是某种“片段性”，关于实在过程的模型，只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才成立。

　　因此，我要郑重地说说学妖的正面价值。学妖几乎是当代科学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某单位要把科学活动搞好、搞出声势，必须有很好的学妖。

　　相比而言，四姨太效应稍稍具有贬义，但我们仍然可以平静地、中性地看待之。如果人人都明白四姨太效应的作用机制，就会主动地防范它带来的过多的负面东西。说到底，运用四姨太效应可以是一种普通的博弈策略，在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情况下，部分社会主体确实可用采用。其他主体最好的对策是，先了解四姨太效应的具体机制，在项目初期申请及后期评审过程中采取正常程序把好关，把四姨太效应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控制在合理的、可忍受的范围之内。

　　争做好学妖

　　田松：褒贬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这可能是一种矛盾。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地做中性的研究，一方面对于社会学而言，纯粹的中性研究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也许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在研究之初，或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明确自己的价值倾向，把隐含的价值判断直接表达出来。价值判断总是相对的，我们只能以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状态为标准，评判实际情况的好坏。

　　比如我们会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了界面的专家就是被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那些专家，而不是学术共同体不大认可，甚至反对的那些。在这种对理想的设定中，其实隐含着学术共同体本位的思想：把学术共同体的价值作为价值，把学术共同体的标准作为标准。而如果是由于学妖的存在而导致了对这种价值和标准的偏离，就会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负面的作用。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1）学术共同体所谓“公认的”专家，可能未必统一，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公认的某几个专家，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提名和排行，所以这里面恐怕也存在界面和学妖的问题；（2）即使这个公认存在了，它是否就可以作为标准？

　　而事实上，由于界面本身的多样性，学妖的出现是必然的，必需的。所以我们讨论学妖以及四姨太，不是为了消灭学妖和四姨太，而是在了解了当下学术运作机制的情况下，指出机制内部隐含的问题，从而完善机制本身。

　　也许在我的这种比喻的框架下，不大会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四姨太。不过在我们当前这种科研资助的框架下，启动四姨太效应可能是每个科研机构必然的策略吧。我们有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填表上面。

　　学妖这个词虽然我们也尽量地从中性考虑，恐怕也不会有人愿意自我对号。还是你举个例子，或者打个比方吧。

　　刘华杰：学妖的组织过程直接影响到“同行评议”的结果。举个假想的例子：某重大工程项目是否要上马，假定一开始“随机”选择200位专家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经初步调查发现，正好一半专家支持上此项目，另一半反对。

　　此时学妖A出面，重新组织“科学、合理”的同行专家队伍进行“更深入”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学妖A倾向于支持上此项目，因而他（她）的立场多少影响到其对同行专家的出场选择。在第二轮投票中，同行专家数量仍然保持在200位，但人员略有替换，投票结果为140：60，即赞成上此项目者居上风。但是，此时学妖B出场，经他（她）运作，同行专家投票的结果为30：170，即反对上此项目者取得绝对优势。再经过数年的科学论证。学妖C、学妖D、学妖N纷纷出场，最终此项目以200:0的干净结果通过同行专家的论证，也就是说大家一致同意此项目立即上马。

　　至此，该项目的可行性也业已得到“科学的充分论证”，这相当于一群科学家以科学共同体的名义为此项目“背书”，即以科学的名义、以科学家的智识和职业信誉为该项目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了担保。在上述整个过程中，学妖的活动始终是隐而不显的，但其作用却是相当大的。我无意指责其中任何一个学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因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总是一定程度上需要学妖的角色，不是A就是B担任此角色，而每个人都是有立场的、都是价值渗透的。

　　时代已经不可逆转，我们并非想指责某些“学妖”或者“四姨太”，而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科学之社会运作的具体机制，让人们争做“好学妖”和“明智的四姨太”，而不相反。离开了“学妖”的“四姨太”，当代大科学就会瓦解、瘫痪。

- 作者： chinsci 访问统计：　2005年11月2日, 星期三 10:16 加入博采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