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忆曾昭抡先生二三事
胡亚东
在纪念曾昭抡先生诞辰100年的时候，回首往事，有一种难言的感情冲动。20世纪中国在向民主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几历FDD7险。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波涛中努力前进，甚至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境遇中多不折服。曾先生在不算长的68年中既显赫又默默地走完了一生。读过几种曾先生的传记，似觉未能充分写出曾先生事业上的佳绩和高风亮节的人生。
1945年二战结束，曾先生即刻赶回北平，他是惦念那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八年来的变化，他是当时北大、清华原来的教授们都即刻赶回来的最早一位!当时的北平只有所谓的临时大学，化学系仍设在当时北平的景山东街马神庙的旧北大二院内。曾先生即在临大化学系开了一门工业化学的课程。我们这些当年在临时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大多数都还记得此事。时光易逝，转瞬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旧事了。老同学回忆起来，曾昭抡先生和清华的高崇熙先生都是把学校化学系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事业，这种敬业精神如今已经很少见到了!
曾先生是戴着进步教授的桂冠走进新中国的，然而他却戴着另一顶帽子默默地离开了人间。我是晚辈和曾先生只有很短的一次工作关系。
1955年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大楼和部分研究设备已都就绪。科学院任命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先生兼任化学所的所长。从此，我成了曾先生属下的一名研究人员。由于教育部的工作很忙，曾先生很少来化学所，但每周总会来一两次。化学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事情都是由曾先生主持、决策，而日常工作主要由柳大纲先生负责。然而我却和曾先生有过一段接触频繁的工作关系。
50年代中国已经有几个单位开始了高分子化学的基础性的和应用性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对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进行规划和组织，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化学会的关心下于1955年秋开始筹备“中国高分子委员会”，并请曾昭抡先生具体负责。由于我是学高分子化学的，所以便做了曾先生的助手，多次和曾先生一起研究这个委员会的功能和作用，起草会章，规划并组织各种活动。曾先生虽然工作甚忙，但是他却非常具体、认真地关切每件工作。他多次要我去他家，讨论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修改会章的每一段落，并和我谈及高分子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使我难忘。
曾先生生活很简单，他那时住在北京西单二龙路教育部后面的一个四合院的平房中。房内四周都堆满了书藉，最醒目的就是整套的《化学文摘》(CA)，桌上、椅上都堆满了，可谓杂乱无章，因为在无序中机会最大，所以曾先生随手都可找到他所需要的书。他对我起草的会章和活动内容都逐字逐句地阅读并提出改动的意见，我当时甚至觉得太认真了。然而修改后却觉得的确有道理，使我感到我终究是年轻毛糙。有时一讨论就忘了时间，留我在他家吃饭。曾先生家有一位男厨工为他做饭菜，平常只曾先生一人，我在他家吃饭也很简单，已不记得吃什么菜了，但记得是很普通的，觉得大师父做这样简单的菜饭是否太屈才了。曾先生吃饭很快，似乎是在完成任务。这和人们传说曾先生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说法似乎是相符的!我和曾先生的工作关系只是这短短的几个月。我却感到在曾先生身上确有那种本是书生的气质，认真、深入、具体，你和他在一起甚至感到他似乎在生活和处事方面很幼稚。这和他曾经创办中国化学会，主持北大化学系，活跃于科学界，也活跃于“政界”，叱咤风云的作风似乎又不太相同，也许大人物都是如此!但这和他晚年蛰居武汉大学，于斗室中钻研元素有机化学，终于写出了几本巨著，他的精神和气质是可以理介的。近代史中颇可找到众多这种气质的人物，如陈独秀、沈从文、陈寅恪等等，但是自然科学家中曾昭抡先生可谓独此一枝。
1957年是知识分子惨遭灭顶之灾的一年。曾先生未能逃过，谁也说不出曾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一点分量也没有，轻轻地被送上了舞台。在化学所因为他是所长，所以必须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有大字报的内容都是苍白的。绝大部分写大字报的人既未见过曾先生，也不知曾先生为何许人，更不知他有什么言论。
四十多年过去了，曾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越来越高大。在曾先生诞生100年纪念时，回忆那几件短暂的工作关系，我仍然心潮澎湃。往事如烟，苦难中的曾先生是巨大的!回忆是淡淡的，但感情是浓浓的。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0)
1999-04-01收稿
《化学通报》1999年第5期
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3462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