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中国科学社90周年纪念” 背景资料
关键词： 《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90《科学》和中国科学社90周年纪念” 背景资料
| 2005-11-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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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9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活动 传播科学90年 1.《科学》的创刊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有名为《科学》（Science）、年代久远、影响卓著的科学刊物。 中国也有这样一份刊物，她扎根于现代中国最发达的都市——上海的文化土壤之中，靠好几代中国科学家心血的灌溉培育，绵延至今已有90年（1915－2005）。在这90年中，她饱经风霜而生生不息，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5年，著名发明家爱迪生为她的创刊发出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的感慨。 1940年代，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把她与美国（America）、英国（ Britain ）的同类刊物并称为Science A, B, C。 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同志为她题词：“探索真理，传播知识”。 1995年元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为她题词：“传播科学，提高国力”。 2005年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为她题词：“求真求美，继往开来，承古创新”。 1. 《科学》的创刊 90年前，中国国势衰弱，备受列强欺凌，民族处于危亡之中，国人中的仁人志士纷纷探寻救亡图强之策。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国民性改造的重要，认识到“无强固之国民性，必不能有强固之国家”，纷纷致力于呼唤国民现代意识的文化启蒙活动。 1914年夏天，一群留学美国的青年学子也加入到呼唤国人现代意识的行列中来。据他们中的一位回忆：“1914年的夏天，当欧洲大战正要爆发的时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几个中国学生某日晚餐后聚集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谈到世界形势正在风云变色，我们在国外的同学们能够做一点什么来为祖国效力呢？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刻得到谈话人的赞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越谈越起劲，决定将“科学救国”的共同理想化为“传播科学”的共同行动。 半年后，1915年1月，在近代中国的大都市——上海，一份稿件由在美国的留学生编辑，封面印有中文“科学”和英文“SCIENCE”的月刊悄然问世。《科学》的“发刊词”明确地提出“科学”是与“民权”并列的、国家强盛所必须的两条“平行线”之一，申明要“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来救亡图强。 8个月后， 1915年9月，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号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提出了同样的主张：“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国人“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的“人权”与《科学》说的“民权”都是指后来所说的“民主”。 一个“科学”，一个“民主”，是国民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九十年前一先一后问世的两个刊物，虽然刊物的性质和风格有着不小的差别，但却都把呼唤国民现代意识觉醒的希望寄托到它们身上。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旗帜，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先生和赛因斯（science）先生，《青年杂志》是大声疾呼的历史功臣，《科学》是首先发声呼唤的第一刊。就“科学”而言，在《青年杂志》那里是提倡，是战斗；在《科学》这里，是播种，是耕耘。在几十年的传播活动中，《科学》杂志孜孜不倦的就是“赛因斯”（science）在中国的传播。 2. 《科学》的创办人 《科学》是由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和科学活动家的一群留学青年创办的。在“《科学》月刊缘起”上签名的发起人共有九位，依次为胡达（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杏佛）、任鸿隽。 任鸿隽是搭上最后一班车的秀才，秉志是举人，但他们只是与科举沾了个边儿，另外七位都在清末兴办的第一批新学堂中接受了新型的中学教育。在美国“退还”部分庚款，选收青年学生赴美留学之时，秉志、金邦正（1909年第一批），赵元任、过探先、胡明复、周仁（1910年第二批），章元善（1911年第三批）先后赴美，全都在康奈尔大学就读。他们出国前是通过考试选拔的，称为“甄别生”，有较好的学习基础，到美国之后，又孜孜务学，各有所专。任鸿隽和杨杏佛当年追随孙中山投入辛亥革命，民初任职于临时总统府秘书组。在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之后，他们要求出国学习，以对革命有功受到优待而被称为“稽勋生”。任、杨二人因胡适的关系也来到了康奈尔大学。此二人具有从事组织和宣传活动的工作经验。《科学》杂志的创办和其后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正是这两部分人“聚合”作用的产物。任鸿隽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成为这个群体的核心和灵魂。 他们共同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在留学时期节衣缩食，集资办刊，课余撰稿，向国人介绍最新科学知识。留学生活结束之后，他们大都回国从事科学教育，为培养未来的科学家而努力，也有的转向实业。九人均有一番自己的人生旅途: 赵元任（1892－1982），学术界之传奇人物，博学多才，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秉志（1886－1965），创办和长期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还曾主持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和动物学的一代宗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周仁（1892－1973），从事冶金和陶瓷工学研究，从中央研究院到中国科学院，担任了长达45年的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胡明复（1892－1927），中国的第一位数学博士，回国后甘当一名科学事业的“开路小工”，埋头教书，操持《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杂务，不幸英年早逝； 过探先（1889－1929）．为我国现代农学教育、科研和学术团体的创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操劳过度早逝； 金邦正（1887－），回国后从事农学教育，还一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转向实业； 章元善（1892－1987），习化学，回国后从事社会救济工作，曾任原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经济部商业司司长； 杨杏佛（1893－1933），对《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早期发展有重要贡献，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首任总干事，为蔡元培院长的膀臂，又积极参与民主进步活动，终为国民党特务暗杀； 任鸿隽（1886－1961），一生中始终从事科学宣传、科学教育和科学组织工作，堪称“科学事业家”。曾先后主持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的校务，较长时间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工作。在薪职之外，始终尽义务于《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平生身体力行、魂萦梦绕者，唯“科学”二字。 纵观《科学》杂志发起人群体的生平可以看到，他们以现代科学精神融合民族传统风范提倡“科学救国”，以传播科学新知、转变国民观念为己任，是一群为促进国人科学意识启蒙，推动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做出奠基性贡献的人。 3. 中国科学社的成立 在酝酿创办《科学》杂志的时候，为了筹集办刊经费，发起人提出办一个“科学社”。这个“科学社”是一个众人入股的合作社，入社的社员须交股金五元，作为刊行《科学》资本。可以说，科学社与《科学》杂志是同时酝酿，同时诞生的。发起人分头进行股金的筹集和刊物稿件准备，大家公推由胡明复、杨杏佛和任鸿隽负责起草“《科学》月刊缘起”。 《科学》发行不久，科学社的入股社员们又觉得以杂志为主，以科学社为辅是本末倒置，因而有人提出将科学社改为学会的动议。1915年4月，科学社董事会将改组事通告全体社员，得到了普遍支持。同年10月9日，《中国科学社总章》印寄社员表决，10月25日得全体社员赞成通过。从而，合股性质的科学社，转变为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学会性质的中国科学社。 10月25日这一天也成了中国科学社的社庆日。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的成员为：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和周仁。任鸿隽任社长，杨杏佛任编辑部主任（即《科学》杂志的主编）。随着主要社员的陆续学成回国，社本部于1918年由美国移到国内，并先后在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所作为办事机构。 中国科学社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民间团体，也是1949年以前中国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社员人数从1914年的35名，发展到1949年达3776名，社员从事的专业涉及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中国科学社曾作为中国科学界对外交往的代表性机构参与国际科学活动。 4. 中国科学社创办的事业 1915年通过的《中国科学社总章》中，参照英国皇家学会的模式，提出了九项拟在中国创办的科学事业：（1）发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著译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学者；（4）设立图书馆以供学者参考；（5）设立各科学研究所，施行实验，以求学术、工业及公益事业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各种标本陈列之，以供展览及参考；（7）学术讲演，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科学上一切问题。 在以后的岁月中，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克服了许多困难，艰苦创业，除了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1920年代初组织汉译《科学大纲》，1933年创办通俗科普刊物《科学画报》，组织出版了多种丛书和译著，坚持在中国传播科学外，还陆续创办了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科学事业，为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做了早期的艰苦探索，为中国近代科学体制的确立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生物研究所是中国科学社于1922年8月在南京创办的。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纯科学研究机构。所长秉志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改称东南大学，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当时国内的生物学教材中，所列生物材料都是外国的，秉志决计自己动手研究本国实有的动植物，遂创办了这个研究所。该所培育的生物学人才遍布全国，曾享有 “中国生物学家的摇篮”之誉。 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于1931年在上海开馆，此前1919年南京社所成立时在其北楼设立了图书馆。因有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故南京的图书馆中藏书以生物科学为主，上海的明复图书馆则以物理科学为主。抗战胜利后，明复图书馆的藏书渐臻完备，其中有每年自订的英、美、德、法、日等国杂志140多种，另有与各国交换的杂志40余种，其中有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品种。 为便于科学书刊的印制和科学仪器制造，中国科学社于1929年创办了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该公司对排版、印刷等业务精益求精，训练出一批会排复杂科学公式符号的技术能手，出品精良，颇为出版界人士称道。 中国不具备适宜英国皇家学会类型科学体制生长的社会环境，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不大可能沿着中国科学社的构想发展下去。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属于法国皇家科学院那种类型。此后，在中国的科学舞台上，作为民间团体的中国科学社就转为配角了。在这种转换中，科学社的许多骨干人物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骨干人物，如杨杏佛（总干事）、周仁（工程所所长）、竺可桢（气象所所长）、王琎（化学所所长）、唐钺（心理学所所长）等。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也先后担任过化学所所长和院总干事。秉志、胡先骕等后来被聘为评议会的评议员和院士。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国科学社在北京与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四团体，联合发起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会议于1950年8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会议后，中国科学社采取逐渐清理，俟机移交或捐献的办法，陆续将所经营的事业移交给或捐献给国家。 《科学画报》于1953年交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编辑出版。 生物研究所解放初曾在中国科学社上海社所继续工作，到1954年将所中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一并移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原有人员即在动物研究所继续工作，植物标本则移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明复图书馆于1956年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由上海市文化局接收，改组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1959年改为卢湾区图书馆。 在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中国科学社提议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争取公私合营。后在1956-1957年间，该公司的印刷厂部分合并于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印刷厂（现中国科学院印刷厂），编辑部分合并于上海的科学技术出版社（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而仪器部分则合并于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各部分均各有适当归属，且在后来分别发挥相当作用。 1958年秋，由中国科学社全体理事会提议，并得全体社员的同意，将社中所有尚存房屋、财产（计有银行存款、公债、现款等共83542.79元）、书籍、设备，一并捐献于政府；《科学》杂志则交由全国科协接办，全国科协指派上海科协办理接收事宜。 1960年5月4日向上海科协办妥一切移交事宜后，中国科学社光荣地结束了自己历史使命。 5.《科学》的传播科学之道 《科学》杂志，是在中国推翻帝制后的现代化文化启蒙中发声呼唤国人科学意识的第一刊，是在中国对“赛因斯”（science）作出准确、完整诠释和传播的第一刊，是促进“科学”一词在中国规范理解和普及使用的第一刊，也是在中国首倡横排向右、使用标点符号排版方式的第一刊。创造了这些第一的《科学》，一创刊就在发刊例言中申明自己要遵循的传播科学之道： “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 这一传播之道，来自于《科学》创办者们对科学本质的深刻认识，对科学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巨大作用的深刻认识。他们在留学他乡，在接受数年系统科学教育后，对先进的科学文化有了较深入的理解，认识到科学是“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是“西方文化之泉源”，而“非指一化学，一物理或一生物学”，要救亡图强“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他们不光看到了，物化了的科学——技术对社会“致用”的巨大能量，也看到了科学之所以萌生的本质属性——人之好奇“求真”的本能。对科学本质属性的这种“以人为本”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深刻和可贵的。 《科学》的创办者们认识到，“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之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而要“从整个根本入手”传播科学，就要对它“致用”的社会功能和“求真”的本质属性，作完整的介绍。所以，《科学》行的是“求真致用并重”的办刊之道：在向国人综合介绍世界上各门各类最新科学知识的同时，一方面与时俱进地阐述科学与实业、与教育……与关系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宣传科学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长期坚持说明科学的本质属性，宣传“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唯真理是求，不为利夺，不为害怵。必此种精神弥漫于学人心脑之中，而后科学萌芽乃有发生希望”等道理。 九十年来，《科学》上一篇篇“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的文字，追求的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现代科学意识的教育。用任鸿隽的话来说，是人的“心能之训练”。对于“科学的心能”，任鸿隽的解释是：“注重事实，执因求果而不为感情所蔽、私见所移”，“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这种“科学的心能”，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人的“科学素质”。后来，任鸿隽多用“科学精神”一词来表达上面说的“心能”，并把“注重事实”和“执因求果”进一步表达为“崇实”和“贵确”，说它们是科学精神的“不可不具之二要素”。任鸿隽还指出：科学精神是人的“性理中事”，“非摹拟仿效所能为功”；而且，离开了科学精神来谈科学，则是“拔本而求木之茂，塞源而冀泉之流”。 为求以人为本的“木之茂”，“泉之流”，《科学》在岁月的风雨中，虽几经停刊复刊和改版，但都始终坚持“求真致用并重”的办刊之道，以树立完整的科学观为重，避免单纯灌输让人“摹拟仿效”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基本沿袭初创时四大板块布局的栏目设置风格：第一板块介绍各学科、各领域最新科学知识，是杂志的主体；第二、第三板块，一个弘扬科学精神、宣讲科学方法、讨论科学与社会关系，发挥贯穿学科“枝叶”的作用，一个介绍科学家、科学史，发表科学小品，弥漫着浓郁人文气息，两者呼应，是杂志实现传播使命之根本所在；第四板块是“科学新闻”，看似点缀，但长年累积，也成史料。九十年里，这四大板块上“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的长短文章，为国人树立完整科学观不倦地编织着生动的（最新边界步步推进的）、有整体关联的（有枝有叶有根的）科学文化知识体系的轮廓图像。 数十年“求真致用”传播科学的辛勤耕耘，《科学》促进了几代科学人才的成长，在中国科学教育史上留下不少佳话。当代中国数学大师华罗庚由一个乡村中学事务员，踏进清华大门，走上成材的科研之路，就是起因于《科学》15卷 2期（1930年12月）发表了他的一篇习作。这些至今仍在传颂的故事，又激励了许多青年学子在成材之路上刻苦奋进。 6. 复刊的《科学》 从1915年到1950年，《科学》均为月刊，共出版32卷，总发行量逾76万册。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仍在大后方坚持用毛边纸印行，几未间断。1951年，《科学》因与全国科联新办的《自然科学》（后亦停刊）合并，出了一期32卷增刊号后停刊，1957年又复刊。1957至1960年为季刊，共出版 4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约发行 3.2万册。1961年第二次停刊。 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时候，经曾任《科学》编委或主编的张钰哲、刘咸、张孟闻，同何泽慧、卢鹤绂、曲钦岳、郝柏林、陆埮等共12位学者，于1983年11月联名致信当时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和中国科协，提出倡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持，委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将这本《科学》杂志复刊，并组成一个由知名的老、中年科学家参加的编委会”，并指出“这样一份历史悠久的杂志所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是新创刊的杂志无法比拟的”。1985年，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的指导帮助下，在全国科学界许多知名人士的关心支持下，组成了以周光召（时任中科院副院长）为主编，科学家为主体（含近50位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几十人的《科学》杂志编委会；同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也组成了《科学》杂志编辑部，在编委会指导下工作。1985年10月，作为复刊号的《科学》37卷1期出版，实现了《科学》的第二次复刊。 面对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周光召主编在《复刊词》中指出：《科学》复刊后所承担的任务“是向我国已经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包括正在或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综合地介绍现代科学的各个方面，帮助他们提高现代科学的素养。”“复刊的《科学》将在改善知识结构、增进对现代科学的了解方面做广大读者的益友。” 复刊后，《科学》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密切合作，发扬“从整个根本入手”“求真致用并重”的办刊传统，注意“理工结合”、“文理结合”和“科(学)艺(术)结合”,努力以“隔行能看懂，本行受启发”的高级科普风格，吸引读者关注科学家探索前沿的求真之心，理解求真的科学有促进人和社会进步巨大功能的致用之理，逐步在刊物周围形成了一个人数稳定上升的新一代读者群。据读者调查统计，《科学》新一代读者中具有各种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占66.07％，在校的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占15.43％，合计占81.5％。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等传播手段的普及，在纪念创刊85周年的时候，《科学》开办了以“科学社”命名的刊物网站，不久又开办了以刊物“知识讲堂”栏命名的讲座，形成“刊物－网站－讲座”三位一体的办刊形式。《科学》还借助于通信、通话，座谈、讲座，拜访、研讨等途径，实现编者－读者和编者－作者间的“双向互动”，努力发扬 “以刊会友”的以人为本办刊传统。 《科学》的新一代读者学科学、用科学的愿望比较强烈：普遍感到阅读《科学》有利于开阔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科学素养、优化工作状态。有不少读者，甘当传播科学的“二传手”，利用《科学》上的资料，进行科学知识的再传播。随着中国各级学校越来越重视科学素质教育，一些大中学校的教师或将《科学》列入推荐阅读的好书，或将《科学》的文章列入有关课程的内容或参考阅读资料，或以《科学》的前沿综述文章为蓝本，改写为中学生科普读物。甚至，还有人从《科学》那些跨越学科界限、沟通科学人文、溯源畅游的综述文章中，寻找高考综合能力考试的题源。《科学》以人为本，“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的努力，在新一代读者身上有了新的结果。 《科学》杂志是我国自然科学总论类核心期刊。复刊20年来，《科学》已出了21卷，发行约30万册，其中前七年（ 1985 －1991年）为季刊，1992年起改为双月刊。20年里，《科学》曾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得到了全国科技界和出版界的关心与支持。，在1990年代的一个隆冬之夜，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院士写信表达了科技界对《科学》杂志的鼓励：“同志们辛苦耕耘，传播科学知识，艰苦奋斗，不为风动，不受雨阻，其情其意，其劳其苦，赢得了全国科技界的敬佩和崇敬。” 复刊后，《科学》的主办者和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及《科学》杂志编辑部，在编委会的帮助和支持下，还利用刊物的选题资源和作者资源，推出了以《科学》刊名字体标识的《科学前沿丛书》等学术专著；编辑策划了《科学与艺术》、《彩图科技百科全书》等大型科学画册类百科类图书，在倡导“求真”、“求美”，弘扬科学探索精神和先进科学文化方面做了有益的努力。 7. 汉译《科学大纲》与《彩图科技百科全书》 1923年1月，《科学》8卷1期发表了任鸿隽的文章《绍介〈科学大纲〉》，文章标题下注有“英国汤姆生教授（Professor J. A. Thomson）编纂，中国十余科学家翻译，商务印书馆发行”字样。汤姆生主编的英文版《科学大纲》（The Outline of Science）1922年8月 问世，全书共四卷计1200余页，含38个各领域专家撰写的专题。原著主编在“自序”中介绍了这部书的编纂目的，说是要给希望了解科学概貌的读者一个指路的“引导”：“使他们跟着这个引导，可以从他起点的地方，走到远处。或者读者走到远处，再回头望望”。任鸿隽在介绍文章中指出，原著主编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只把他的书当成一个引导者，“看了之后，还要自行研究，不愿大家看了他的书就以为已足。” 任鸿隽向国人推荐介绍《科学大纲》，与他参与创办《科学》一样，都是出于“从根本入手”，“求真致用并重”的传播科学理念。任鸿隽和中国科学社的许多骨干成员，不光推荐这部书，还分别担任该书不同门类的主要译者，共同翻译了这部《科学大纲》。汉译《科学大纲》，于1923-1924年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套不作供读者“摹拟仿效”的知识灌输，力求激扬读者“求真之心”的科学百科概览式著作的翻译出版，在当时学校科学教育还很薄弱的中国，发挥了很好的科学传播和引导作用，许多有志青年从中了解科学的基础与概貌，补上了人生的重要一课。 当时正决心“设法补足基础科学知识”的青年毛泽东就从中受益，而对该书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延安时期收集的藏书中就有这部《科学大纲》，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多次对人说起他读过这部书，从中得到很多知识。例如，在1949年全国政协首次会议开会前，他邀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等同游天坛，他曾向张元济说：他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二十五年后，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时，又谈到《科学大纲》。李政道回忆道：毛主席说，他年轻时念科学的时间不多，有关科学的观念大都是从他读过的一套汤姆生写的《科学大纲》中得来的。毛主席还送给李政道一套英文版的《科学大纲》。这套世已难觅的英文第一版《科学大纲》，现在还珍藏在李政道先生的书房里。 1985年《科学》复刊后，杂志的编委会和编辑部在办刊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前辈科学家当年创办《科学》，翻译《科学大纲》，从整个根本入手“绍介科学”的良苦用心，痛感而今要从先进的现代科学文化中汲取精华，要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养，仍然需要在介绍科学技术的总体概貌上做出认真的努力。于是，便有了《科学》杂志编辑部策划《彩图科技百科全书》的动议，有了《科学》的编委和许多作者的积极参与。经过各个方面近十年的共同努力，这部由周光召（《科学》杂志编委会主编）任名誉主编，李政道任科学顾问，张存浩（《科学》杂志编委会副主编）、陈竺（中科院副院长）任共同主编的《彩图科技百科全书》终于在《科学》创刊90周年之际问世了。 这是一部供受过基础教育的广大公众阅读的彩图版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它试图以当代科学的眼光，描绘一幅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概貌的图像。为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部百科全书打破传统的学科概念体系，从人类探索认识世界的角度出发，将内容分五卷：第一卷，宇宙；第二卷，地球；第三卷，生命；第四卷，人与智能；第五卷，器与技术。前四卷，分别描述当代科学对物质世界、地球系统、生命系统，以及人体系统的已有认识和相关的技术成果。最后一卷，则着重展示人类科学技术发明的主要产物与历程。为了从实际对象入手，展开深入浅出的描述，各卷条目的选取均以人类认知的客观对象（自然对象或人造对象）为标准，而不从纯理论的抽象概念的角度来选取条目。每个条目的内容都以释文和示图两种方式展开，力求两者彼此呼应，图文并茂。对条目的主题，力求进行跨学科、综合性和探索性的描述；对重要的理论概念，也注意进行必要的介绍和解释。 中国科学社前辈创办《科学》与译介《科学大纲》，都是为“从整个根本入手”来促进国人科学素质的提高，这是一件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复刊的《科学》与新出版的《彩图科技百科全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这一长期艰巨工作的一种努力。 传播科学，以人为本，是《科学》的生命线。过九十，迈一百，十年之后再回首，《科学》将是百年身。《科学》将永远做松土浇水的小工，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求真致用”的花果茂盛，而耕耘不懈！ 以上内容参考或取材于下列文献： 1) 任鸿隽文存：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中国科学社:http://www.kexuemag.com/ 为纪念中国科协的前身之一——中国科学社创立90周年，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创刊90周年暨复刊20周年，《科学》杂志编委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定于11月17—18日在上海举办“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9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活动”。活动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承办。活动内容有三项。 第一项 11月17日上午，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中国科学社和《科学》90周年纪念会”。出席纪念会的将有来自北京、南京、杭州、重庆、上海的科技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专家学者、中国科学社早期社员的后裔、中国科协的代表，以及上海市宣传、科教等部门的负责人和代表，约200人。纪念会上，科技史学者、科技社团史学者、历史学者将分别就中国科学社和《科学》的历史贡献作专题发言。《科学》杂志的编委、《科学》杂志的复刊倡议人、中国科学社早期成员的后裔等将在会上作各有特点的发言。 第二项 11月17日下午，在上海陕西南路卢湾区图书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旧址）举行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胡明复铜像揭幕仪式，并参观上海市近代历史保护建筑——中国科学社旧址。 第三项 11月17日下午和18日全天，在上海桂林路55号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举行“科学团体、科学传播与科教兴国”学术研讨会，来自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北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东华大学、华东师大、文汇报、上海社科院和上海市科协的20多位学者将在会上报告自己在中国科学社史、科技史、科学传播学、科技社团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作学术交流。 （2005年11月17-18日） 一、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90周年纪念会 时间：11月17日上午9:00 二、“科学团体、科学传播与科教兴国”学术研讨会 时间：11月17日下午13:00 三、胡明复铜像揭幕仪式 时间：11月17日下午16:00 四、“科学团体、科学传播与科教兴国”学术研讨会 时间：11月18日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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