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科技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出色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发展。它紧密结合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针对国际形势与世界战略格局的新变化、新情况，以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特点，对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世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这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了精辟、深刻的科学概括与总结，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且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战略思想为核心，形成了科学的邓小平科技思想体系，为新时期我国制定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发展科技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它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面对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如何尽快把经济和科技搞上去，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发展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密不可分的，是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它经历了既相互联系，又特点鲜明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5年邓小平同志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开始，到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为标志的时期，主要特点是拨乱反正，为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和改革、开放进行政治上、理论上的准备，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创造理论前提；第二阶段是1978～1988年，以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著名论断为标志，形成邓小平科技思想基本框架和战略构想的阶段；第三阶段是1988年以后，以1991年邓小平同志为全国“863”计划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09页，注释100。）和1992年南方谈话为标志，形成了体现着鲜明时代特征的、完整的邓小平科技思想体系的阶段。我们可以分别称这三个阶段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酝酿阶段、形成与发展阶段、完善与体系化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后，作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助手，他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正确路线的。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系统总结了自1945年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并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这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的实事求是的正确判断与决策。遗憾的是，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就偏离了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59～360页。）这次会议还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参见同上书，第360页。）。从而使自1957年后抬头的“左”倾思想，逐渐占了上风。1962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系统化了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十年内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也正是在经历了这些严重挫折之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地感受到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说的：“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37页。）而70年代中国改革最早的尝试，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重新复出，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时开始的。邓小平同志说过：“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同上书，第255页。）邓小平科技思想也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的基础上，在整顿科技工作的过程中酝酿、萌发的。
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支持下，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严峻形势，着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文艺及军队等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在准备向中央汇报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他就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论断，并且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7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关于《汇报提纲》起草情况的汇报时，在插话中说：“……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4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975年，在“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广大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称为“臭老九”，并还在接受“再教育”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如此坚定、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论断，该应有何等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邓小平同志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牵动亿万人心的事件。在1976年初春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汇报提纲》被“四人帮”污蔑为“修正主义大毒草”，而作为《汇报提纲》理论根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更被荒唐地说成是歪曲了毛泽东思想的“谣言”，是对马克思著作曲解造成的“误译”。他们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并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说成是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充分暴露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邓小平同志在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所经历的这一段与“四人帮”进行的较量，尖锐、复杂，虽时仅年余，但意义重大。它在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酝酿阶段。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邓小平同志再一次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这时，他已经找到了构成邓小平理论基础的重要支点。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就提出：“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8页。）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著名讲话，是邓小平科技思想基本框架形成的标志，亦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整个讲话充满激情，内容丰富，通篇洋溢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力和浓厚的时代气息，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第一，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同上书，第85～86页。）他强调：“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6页。）这就是邓小平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和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战略思想的最初表述。
第二，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同上书，第87页。）他还系统地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的科学内涵：“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8页。）他还充满深情地期望：“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
第三，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9页。）邓小平同志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同上书，第89页。）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同上书，第88～89页。）“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同上书，第89页。）可是，“四人帮”却把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诬蔑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邓小平同志满腔愤怒地指出：“‘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9页。）这些旗帜鲜明的重要论述，对于自5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迫害、歧视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似久旱逢甘霖，如同得到了新生，那顶长期死死地压在上千万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被掀掉了。这不只是政治上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而且也是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重要的思想理论与知识队伍方面的积极准备。
第四，邓小平同志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的状况。他指出：“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同上书，第90页。）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同上书，第90页。）还强调：“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91页。）邓小平同志就是这样以他独具特色的务实态度和诚挚精练的语言，阐明了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性。
第五，邓小平同志还着重谈到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问题。他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同上书，第91页。）他痛斥了“四人帮”“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胡说和“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谬论。批评了那种要求科技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的错误做法。明确地提出：“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同上书，第94页。）“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92页。）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四人帮”颠倒是非和敌我关系，污蔑广大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所造成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同志还强调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并特别要求“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同上书，第95页。）。他非常明确地提出：“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同上书，第96～97页。）邓小平同志还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同上书，第98页。），为新时期改善和加强党对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领导做出了榜样。
第六，邓小平同志精辟地论述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与影响。首先，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同上书，第87页。）其次，他强调：“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7页。）再次，他着重指出：“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同上书，第87页。）这是何等了不起的巨大变化!最后，邓小平同志画龙点睛地总结道：“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同上书，第87页。）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洞察力和宽阔视野，对现代科技革命所做的精辟分析和深刻概括，即使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对当时初见端倪的当代新科技革命的预测和展望。这些论述说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邓小平科技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历来的观点，阐发其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与时代特征及一系列相关的重要问题，主要还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澄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长期被忽视，而后来又被“四人帮”搞乱的政治和理论是非。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紧紧围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题，为动员全国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实现新时期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进行了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理论与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后来成为邓小平科技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许多思想观点和许多重要内容，几乎都可以从这次讲话所涉及的一系列论述中找到它们的源头。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程中形成的，它是与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艰难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15～116页。）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所出现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产生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思想保守与僵化。因此，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同志首先就以“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为题，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1页。）接着他分析了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并大声呼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同上书，第143页。）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同上书，第143页。）在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谈到“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提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同上书，第144页。）他在讲话的最后部分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52～153页。）“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同上书，第153页。）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著名讲话实际上成了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受到了与会同志和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此开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邓小平科技思想形成、发展的基础之作。
1978～1988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出现的新情况和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科学技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问题，讲的次数越来越多，分量也越来越重。他不仅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地位与作用、发展方向、基本任务、战略重点、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而且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提高与升华，并在1988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是经过十年观察思考、十年反复实践和十年精心研究总结而得出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学说的丰富与发展，是邓小平科技思想形成、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揭示出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科学技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是对当代新科技革命本质特征和国际激烈竞争新特点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与影响的科学论断。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一高度，通过对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见1995年6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江泽民同志还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伟大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是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范畴的开创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是生产力观点之前，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经济理论中讨论投入与产出时，所考虑的只是土地、资本和劳动，而认为“科学是与他无关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60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系统考察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不仅形成了正确的生产力概念，而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的发展时，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53页。）。他还强调，“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208页。）并且特别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572页。）马克思强调关键在于“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同上书，第570页。），于是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同上书，第570页。）。他还指出：“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要素，而且不仅指科学不断变化、完善、发展等方面而言。科学的这种过程或科学的这种运动本身，可以看作积累过程的因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495页。）“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原理，是沟通与连接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中介与桥梁，具备着向科技领域和生产力领域辐射与扩散的巨大功能。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和强大生命力。遗憾的是，自1958年以后，这一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却被我们忽视了，甚至一度被打入了冷宫。从1975年开始，特别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并强调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动科技事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原理实际上已成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动员令和宣言书。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十分欣慰地指出：“七年前，也是三月份，开过一次科学大会，我讲过一篇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所以要讲这两条，是因为有争论。七年过去了，争论已经解决了。结论是谁做的?是实践做的，群众做的。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但是，他们的意思，同我在科学大会上讲的话是一样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7页。）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科技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上书，第274页。）“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同上书，第275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精辟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出色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它还表明科学的理论从长期的禁锢中走了出来，变成为亿万人民群众自觉的实际行动。这正是80年代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其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提出，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科学概括，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成就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书，第373页。）这是对实践中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本质所进行的科学的、创造性的概括，是邓小平同志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反复思考和艰辛探索的结果。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3页。）“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同上书，第312页。）“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上书，第314页。）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34页。）后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同志又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同上书，第172页。）“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同上书，第265页。）“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同上书，第364页。）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它既包括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生产关系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统一，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的精辟论述掷地有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做法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正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自然得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明确结论。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富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人民民主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一句话，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与核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战略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巨大作用之所在。
再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是对当代新科技革命兴起后，社会生产发展规律的精辟概括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急剧变革。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的开发利用为标志，人类开始了利用核能的新时期；五六十年代，以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现为标志，人类进入了航空航天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六七十年代，以1972年重组ＤＮＡ技术的成功为标志，人类又进入了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七八十年代，以微电脑的广泛使用和普及为标志，揭开了人类智能革命的新篇章。随着信息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一场以信息科学技术、生物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为主体的当代新科技革命赫然兴起。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全方位的科学技术革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强烈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27页。）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同上书，第377～378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在于，不仅使我们加深了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本质特点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时代真理。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智能因素。如果说在农耕时代科学技术还只是社会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一个加数的话，那么，近代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已发展为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乘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当代新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活力与巨大作用更为突出，它已成为全面渗透并深刻影响到社会生产力诸要素发展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已成为构成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一个远大于１的指数，即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用简要的公式表示，就是：在农耕时代，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科学技术；而在产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科学技术；当代新科技革命以来，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是基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兴起所产生的新情况、新特点而做出的精辟概括。这些新情况和新特点主要是：
第二，科学技术超前于生产并对生产发展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情况是生产方面的需求促进技术发明并最终推动科学进步。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就是在纺织机械不断更新，急需新的动力刺激下实现的，然而其基本作用原理——热力学的理论基础，却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找到热力学第一定律，几十年后又找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而热力学第三定律直到本世纪初才被人们认识到。这是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自电磁学革命，特别是20世纪科学革命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学、技术、生产相互作用的关系，转换为科学理论不仅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而且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先有量子理论，而后运用量子力学才建立起半导体能带模型理论，从而使半导体及电子技术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并推动了电子计算机科技革命。再如运用相对论及原子核裂变和核聚变原理，形成和发展了原子能科技革命；运用光量子理论创造出激光技术，建立激光产业；运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学等新科学成就发展生物技术与遗传工程，并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药卫生和食品工业等等。科学技术这种超前于生产并对生产变革产生第一位决定性作用的状况，是当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鲜明特点，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客观依据。
第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这个时代根本特征最简明、最生动的概括和总结。它本身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科学技术既是第一物质力、第一经济力，同时又是第一精神力、第一文化力。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理解，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主导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宇宙观和世界观、人生观，并以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武装劳动者，不断拓宽劳动资料的范围、改进劳动组织管理而发挥其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从而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这是任何其他力量都不可替代的。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萦怀在心。特别是在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以后，他更加清醒、坚定地认识到加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性。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54页。）1991年4月23日，他又为全国“863”计划工作会议作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题词。这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战略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完成工业化的繁重任务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的现实，进行冷静分析后所作出的重要决策。它为我国跨世纪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指明了重点与方向，是邓小平科技思想发展到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谁也不敢先动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26～127页。）随着国际竞争中军事力决定地位的下降，以科技力为核心的经济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上升为决定综合国力的首要因素。而综合国力致胜，由科技力所决定的经济力致胜已成为当代最鲜明的历史性变化和新时代的特征，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因此，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关注由当代新科技革命兴起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并纷纷制定对策。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苏联和原经互会各国的《综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及日本的《人类发展新计划》等等纷纷出台。一时间，“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科技大战、经济大战，已如火如荼般地兴起了。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我国四位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提出关于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后，邓小平同志立即于1986年3月5日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08页，注释100。）同年4月6日，邓小平同志还针对选择高技术发展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的不同意见，明确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同上书，第408页，注释100。）10月6日，他又在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同上书，第408页，注释100。）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从此揭开了我国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一页。邓小平同志自始至终密切关注《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制定的各个环节。这也是后来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战略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酝酿过程。
关注和发展高科技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5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参与了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我国发展高技术的一系列工作。1955年党中央就作出了发展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在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又把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核技术等列为高技术的重点领域，开展了600多项中心课题的研究。1986年“863”计划的制定，是我国发展高技术的第二次重大战略决策，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所赞成的“军民结合，以民为主”方针的确立，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更明确地提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79页。）“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同上书，第279页。）他还特别强调：“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同上书，第279页。）这也正是发展高科技的巨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之所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战略方针的提出和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科技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标志着邓小平科技思想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邓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地位与作用、发展方向、基本任务、战略重点、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论述，形成了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其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科学性和综合性、创造性、开放性。它体现着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二，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实践性在于它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的产物。它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面推进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每一个观点，每一项论述，都是与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密切关注，对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一贯予以高度评价。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在这方面的投资就叫基本建设投资。他赞同并坚持贯彻党在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主张与政策，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力排“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大刀阔斧地进行包括科技领域在内的全面整顿。他强调要爱护和鼓励科技人员，强调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使长期受压制的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受到鼓舞，科技战线也一度出现转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再度复出，他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他重申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强调科技人员是劳动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从科技、教育战线入手，推动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他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领导制定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系列正确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推进了科技体制、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坚持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在当今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居第一位变革作用的认识。正如温家宝同志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科技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是指引科技战线各项工作的指南，是推动我国新科技革命的强大武器。……如果没有他提出并经中央确定的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近１８年我国科技战线团结、稳定的局面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无法设想的。”（中国科学院：《邓小平科技思想学习纲要》，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ix页。）
第三，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科学性是基于它的实践性基础之上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实践和全球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兴起雄辩地证明：邓小平科技思想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科学真理。正如同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一样，也只有邓小平科技思想，而没有别的思想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科学性，还表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上。邓小平科技思想既出色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精华，同时又对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新特点和我国科技事业的新情况、新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总结，作出了多方面的发展，其科学性是深深扎根于人类优秀思想文化遗产和生动、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肥沃土壤之中的。
第四，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综合性表现在它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综合的思想理论体系。例如，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又是当代经济学中的重要命题；既是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又是未来学研究，特别是关于知识经济发展的最引人注目、备受推崇的科学论断，同时也是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科学性的结合，恰恰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综合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创造性是十分突出的。它与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一样，都是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思想又突破陈规的创造性成果。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所讲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3页。）的名言，既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科技思想鲜明创造性的动力源泉，亦是千古的至理名言。邓小平同志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92页。）实际上，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科技思想正是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列宁亦说过，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毛泽东同志也在60年代强调过，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然而，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思想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邓小平同志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不仅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和捍卫了这些思想，而且还依据当代新科技革命以来的新情况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技与生产力的学说。再如，邓小平同志关于２１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根据世纪之交科技发展的新态势作出的新论断。此外，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科技必须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等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无一不是根据新情况、新变化作出的具有很强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新概括、新总结，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第六，邓小平科技思想是一个开放性的、不断丰富发展着的思想体系，这是由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性所决定的。正如同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邓小平理论与邓小平科技思想也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创造，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科技思想，这也正是邓小平科技思想开放性、发展性的生动体现。
其二，强调要真正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1998年3月4日，江泽民同志与出席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座谈。江泽民同志说，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对此，如果我们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把握不住时代的脉搏，难以有新的开拓。历史告诉我们，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面前，只有紧跟时代潮流，奋发有为，才能走向繁荣昌盛，走向文明进步。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变化。我们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真对待新技术革命给我们的挑战和机遇，顺应潮流，乘势而上，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把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搞得更好。江泽民同志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则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也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现在我们更要十分重视创新。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江泽民李瑞环同政协科技界委员座谈》，见1998年3月5日《人民日报》第4版。）。
其三，1998年11月24日，江泽民同志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的讲话中，集中论述了现代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指导作用。
首先，江泽民同志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功能。他强调：“人类文明的进程越来越深刻地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人类在认识和利用自然方面取得的每一项重要成就，莫不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人类的智慧无有穷尽。科学技术作为这种智慧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经过无数科学家们的艰辛努力，正在不断地透过层层叠嶂照耀到更高的群峰之上。”（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的讲话》，见1998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第1版。）
其次，江泽民同志简要回顾了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与态势。他指出：“二十世纪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和科学理性充分发展的世纪，人类创造了历史上最为巨大的科学成就和物质财富。本世纪前期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诞生，五十年代半导体技术的突破和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引发了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本世纪中叶以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微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研究等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能力。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新兴产业层出不穷。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的讲话》，见1998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第1版。）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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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平科技思想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地位、作用、发展方向、基本任务、战略重点、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温家宝同志1997年5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学习邓小平科技思想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科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观点，同时又根据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科技事业的实际，作了多方面的发展。我们学习邓小平科技思想，要在全面理解、深刻领会的基础上，重点把握他富于创造性的、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发展科技事业的主力军。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要解放科技生产力，必须相应改革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基础研究是应用开发的先导和源泉，关系国家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抓住时机，奋力在世界基础研究领域形成一定优势。要确定重点，集中力量，取得突破，攀登高峰。这是我们民族能力的重要标志，是中国长远发展的希望所在。 ——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发展高科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和兴旺发达的战略抉择，必须不失时机，尽管穷也要参与。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要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科学管理方法，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利用外国智力，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我们民族进步必须坚持的长远方针。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邓小平科技思想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科技发展的方针以及科技与经济的关系，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科技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他多次强调，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如果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准确把握这些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始终不渝地用这些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我国的科技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避免大的失误和曲折，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参见中国科学院：《邓小平科技思想学习纲要》，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ｉｘ—ｘｉ页。）。 温家宝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探索、研究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框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为精髓的邓小平的科学技术观；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邓小平关于发展科技的方针、政策的一系列论述。前一部分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核心，后两部分则构成了邓小平科技观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的应用和具体化。 邓小平的科学技术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的继承与发展。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界及其运动、变化，以及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运动、变化，作出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解释，并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在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做过系统的分析与论述，多次指出：科学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还在深入分析１９世纪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在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的强大生命力。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并在多方面加以丰富、发展，形成了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邓小平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观点包括：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 1.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 邓小平同志出色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对科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的高度评价。这也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中总结马克思的科学贡献时，特别指出，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一论述精辟、深刻地概括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伟大历史作用，是对科学的崇高赞誉。邓小平同志多年来一再强调，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所有这些论述，与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把科学看做一个整体，即是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含社会工程技术)在内的一个完整的体系。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8页。）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卓越继承。长期以来，许多人以为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仅仅是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巨大社会功能的崇高评价，这完全是一个误会。实际上，被马克思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是指作为整体的科学体系，即包括着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完整体系而言的，而绝不单单是指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实际上，邓小平同志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3页。）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观察分析当今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系全局的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科技观的基础。 ２．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然而在中国，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一观点长期被忽视，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定环境里甚至还遭到批判，被污蔑为“唯生产力论”。因此，是否承认并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实际上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试金石。1975年至次年夏天，在我国围绕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展开的一场激烈辩论，至今仍是耐人寻味的。 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进行包括科技在内的各方面工作的全面整顿过程中，领导起草了起初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改称《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文件。龚育之同志1991年在《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一文中，曾经讲到，在这个准备向中央作汇报的提纲初稿上就写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修改稿上，又以黑体字写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说是毛泽东同志的话。那时这样写的根据，一是马克思多次讲过这样意思的话；二是当时流传，毛泽东同志1963年12月在听取科技工作十年规划时讲过这句话，并已被编入内部印行的资料《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中，而且在正式文件《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纪要》中也用黑体字印上了这句话。在当时的文件、文章中，凡用黑体字引用的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话。可是，当邓小平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时，发生了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邓小平同志说明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同志说他还是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于是，中央有关人员又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几点意见进一步修改汇报提纲，包括将用黑体字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删去。一是查找1963年毛泽东同志听汇报的时候出席人所作的原始记录。他们的记录上的确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一个直接的判断。那份流传开来、含有这个判断的记录，从何而来，已经查不出来了。根据尚存的几份原始记录，毛泽东同志12月16日讲的话是：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段话很重要，含义很清楚，表达也很强烈（参见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新华文摘》1991年第8期。）。遗憾的是，《汇报提纲》还没有完成修改和上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搞起来了。《汇报提纲》也被确定为邓小平同志炮制的“三株修正主义大毒草”之一，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这段历史公案已过去20多年了。回顾它至少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四人帮”污蔑《汇报提纲》作为理论依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是“谣言”，二是“误译”，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当时毛泽东同志并不是反对马克思的论点，而只是说，不记得自己说过那句话，表达是很有分寸的。而1963年12月毛泽东同志整个讲话的基本思想，又是与马克思论点的精神完全一致的。此外，只有真正了解围绕这段历史公案的激烈、复杂的斗争，我们才能明白，当年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需要何等巨大的政治胆略与理论勇气，也才能真正领悟为什么在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要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因为这不只是政治上、理论上涉及重大原则问题的拨乱反正，而且是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必不可少的思想与理论准备。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以后，邓小平同志更加高度关注科技与教育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经过此后的十年观察、思考与研究，特别是在深入分析当代新科技革命兴起后国际竞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现代科技社会功能最精辟、生动和准确的概括，是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科学概括。它不仅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四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是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根本指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的提出，也是对当代新科技革命时代基本特征的精辟概括。它既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出发点之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前途的伟大战略思想。邓小平始终把依靠科技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8页。）因此，是否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实质上就是关系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是否真正搞社会主义的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提出，也是与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论述相呼应的。在经历60多年革命生涯和对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的追求、探索后，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局势剧变，原因虽然复杂，但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而这又是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执政的共产党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加快发展生产力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紧迫性密切相关的。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科技知识的主要承担者。因此，要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必须让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充分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环境和条件。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工作、生活条件，更包括社会政治条件。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仍然被笼罩在“左”的政治氛围之中，“臭老九”、“反动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帽子仍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头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轻薄知识分子的言行，仍遍布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搞乱了的神州大地。把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所必须做的首要之事。因此，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在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之后，紧接着指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8页。）他坚定地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同上书，第89页。）被“四人帮”打入另册的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终于彻底地脱去了强戴在他们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回归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之中，将承担起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发展我国科技事业主力军的重任。邓小平同志还要求广大知识分子“不应该自满，不能就此停步不前，而要继续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要不断求得新的进步”（同上书，第93页。），以便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历史性任务。他说：“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91页。）他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同上书，第95页。）发展科技与教育，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除了调动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外，邓小平同志还提出工人阶级知识化的问题。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特别重申：“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这个真理在今天更加显出它的重要性。”（同上书，第104页。）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队伍，在当年是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今天，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是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他们已不仅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而且已成为全社会各种劳动者中的精英人物了。党和政府正在努力为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中国和全世界的进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创造条件，从而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理论真正落到实处。 ３．现代科学技术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 有人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力。其实，它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物质力、第一经济力；二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精神力、第一文化力。由于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具有内在的联系，包括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具备条件时的相互转换等原因，这两个方面是交互作用、密切配合、相辅相成的。任何将其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看法与做法，都是不对的。近代以来的科技史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的这两个方面，即物质力与精神力、经济力与文化力的辩证统一，是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决定性因素的内在根据。特别是当代新科技革命兴起之后，这两个方面功能与作用的交互影响、促进更加明显，并且合二为一，从而使得科学技术由工业经济时代只是生产力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上升为现代社会生产力中第一位的、根本性的决定因素，即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考察，就在于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以牛顿物理体系的创立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和以蒸汽机的发明、改良及普及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创造出了农业经济社会所望尘莫及的近代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物质功能、经济功能，日益增大，尤其是当代新科技革命以来，人类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人类生产面貌和生活状况的巨大变迁，都是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性变化密不可分的。人们已经从经济、社会生活的革命性变化中，深切地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和重要基石。然而，对于科学技术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却还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事实上正如爱因斯坦所深刻指出的：“科学对于人类事务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135页。） 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我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8页。）邓小平同志始终是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来强调发挥科学技术无穷无尽的功能与作用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在创造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精神文明的成果。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转引自中国科学院：《邓小平科技思想学习纲要》，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8页。）这一论断准确而精辟地揭示了科学技术同思想道德观念、文化建设的关系，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对人们确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还不断拓展和丰富精神文明的内涵。回顾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作用于人类心灵的教育、启迪作用也是极其巨大的。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就，都是与科学技术的物质、经济功能与精神、文化功能的共同作用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在新科技革命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了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它对人类两个文明的推动作用更加引人注目。在科学理论及其应用技术知识已覆盖自然、社会、思维等广泛领域的今天，“知识生产知识”，运用知识来验证知识，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也正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因此，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强大的、多方面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切实加强科技文化的宣传与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有的题中之义，而且也是新时期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指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这样，教育科学文化就不仅仅处于“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的地位，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而且成为一个基本的奋斗目标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就使我们党对教育、科学、文化乃至整个精神文明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这也是对邓小平科技教育观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关于科技工作的论述是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本质要求的高度，从全球战略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的，是与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论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构成邓小平科技思想组成部分的重要战略思想，包括：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扩大科技工作的对外开放；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于科技与教育的战略关系等。 １．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全国人民多年来的最大心愿，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终生的追求。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就提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后来，由于“左”的错误，这一任务被搁置了20年。1975年，身染重病的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和邓小平同志的辅佐下，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非但未能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国民经济反而濒临崩溃的边缘。正是在经历了这样艰难、曲折的复杂斗争之后，1977年初再次获得平反，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便满怀激情、自告奋勇地抓科技和教育。他坚定地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针对“四人帮”一伙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自吹自擂和“假、大、空”盛行的严重后遗症，他一针见血地批评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0页。）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同上书，第41页。）他提出：“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同上书，第41页。）邓小平同志决心搞好四个现代化，高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殷殷之心，溢于言表。 在1978年3月的那篇著名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更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战略思想。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同上书，第86页。）在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详细地论述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态势与特点。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新科技革命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为“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越来越多，分量也越来越重，其核心就是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同上书，第163页。）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2～163页。）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论述，是服从并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个根本战略目标的。邓小平同志还一再谈到了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问题。他指出：“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3页。）“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同上书，第17页。）他强调“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同上书，第275页。）。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页。）。“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同上书，第78页。）“……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１版，第129页。）总而言之，邓小平同志所一再强调的是，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 ２．科技体制改革与扩大科技工作的对外开放 邓小平同志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１版，第368页。）开放也是改革。“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同上书，第131页。）关于科技体制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总体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服从并服务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仅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的普及、推广和科技工作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和5月，又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的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8页。）这就为深化经济与科技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原有科技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科技与经济脱节，由此还带来一系列的脱节：军工和民用科技的脱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脱节；大学、研究院所和产业部门脱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相互脱节；科技和教育脱节；等等。这种种脱节的弊端，一方面不利于经济建设，使经济发展缺乏科技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又使科技发展缺乏经济支撑，缺乏后劲，不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是深化改革的核心，实现这种结合的正确途径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同步发展。这是一个双向接近的互动过程。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方针是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方针集中体现了这种双向的互动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了很多工作。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赞扬说：“……科技界的同志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国家的经济搞得不错，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人民是满意的，全世界是公认的。这里面，有你们的一份功劳。中央要求科技界面向经济建设。你们是出了大力的。同志们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我们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走到工厂，走到地方，到处都受欢迎，到处都请你们谈战略，谈远景，谈规划。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7～108页。）这些都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可喜成果。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革。要切实解决好“依靠”和“面向”的关系，不仅需要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需要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互相协调、配合。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我国的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果，加速科技进步，不断创造新的科技生产力。科学技术领域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之一。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活动必须对外开放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概括起来主要强调以下几点。（１）坚持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基本国策，是一个根本的战略指导思想。除了人文社会科学内容之外，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主要是为谁所用的问题。它“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91页。） （２）必须正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落后，然后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90页。）“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同上书，第181页。）“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同上书，第90～91页。） （３）既坚持自力更生，又虚心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9页。）“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91页。）“……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33页。）“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同上书，第129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坚持自力更生与虚心向世界先进水平学习，不断提高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科技体制改革与扩大科技工作对外开放，实现科技与经济更好地结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同志多年来强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十分关心提高高级知识分子工资待遇的问题，并且明确要求有关部门提出名单。“……不讲名望，就是选那些贡献突出的，真正有本事的。……不能讲平均主义。……提出个名单，二百人左右，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11页。）1956年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同上书，第251页。）“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他“敢”字当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并进行了全面整顿。虽然他不久就再次遭到迫害，但其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胆略与高风亮节，却以“邓大人”的美名留在人民心中。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更是从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全局出发，反复强调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并对怎样认识人才、评价人才，怎样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管理使用人才，以及怎样创造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 （１）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1页。）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8～109页。）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同上书，第91～92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并根据新科技革命时代的特点和中国国情提出来的战略思想，是关系到四个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 （２）要树立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评价标准。从50年代开始，在如何评价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是出现过混乱的。聂荣臻同志曾经指出：“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本来是愚昧和落后的表现，作为旧社会的一种遗产，在我国社会上有很长的历史。这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再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里，就存在着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22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就是宗派主义，就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参见同上书，第123页。）他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所以，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参见同上书，第123页。）知识分子问题在那次会议后算是得到初步解决，但在1957年以后又出现了反复。于是，在1962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同志提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宣布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同志还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他指出：“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转引自同上书，第124页。）。他还强调，“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25页。）这次会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科技工作随之出现了“黄金时代”。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又重新把广大知识分子打入另册。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在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再次系统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他不仅廓清了几十年来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混乱，而且对如何认识、评价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也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他特别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有些缺点，“不要求全责备。毛泽东同志说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51页。） （３）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这条路还没有开出来，各行各业，包括企业，都要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7～18页。） 邓小平同志从培养和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根本要求出发，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同上书，第275页）。 他对老干部的期望是，“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帐，否则是交不了帐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65页。） 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在科学史上可以看到，发现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对科学事业可以起多么大的作用!世界上有的科学家，把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看作是自己毕生科学工作中的最大成就。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尽管有些新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同上书，第96页。） 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他指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9页。）他特别强调：“在人才的问题上，……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我们工人阶级的杰出人才，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９５～９６页。） ４．发展科技的基础在教育 重视科技与教育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色之一。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不久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8页。）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中，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同上书，第40页。）后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是把发展科技、教育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文中，明确指出，“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75～276页。）邓小平科技与教育思想的基本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教育与科学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同上书，第9页。）把教育和科学作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并且强调是搞好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这是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必然要求，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77～378页。） 综合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发展教育的思想和关于发展科技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地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内容。 (2)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非常注意经济、科技、教育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协调问题。他强调，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在谈到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问题时，他总是反复强调，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他再三强调：“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同上书，第275页。）从长远来讲，“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20页。）邓小平同志强调：“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到农村党支部，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懂得教育的重要。这是我们党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同上书，第120～121页。） (3)培养人才，要发展全民教育，要从小抓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是多种多样的。在学识才能程度上，有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之分；从门类上又有成百上千个行业中的操作、管理、研究人员之分；在年龄层次上，又要不断更新，代代相传，一代更比一代强。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推行全民教育。而且，他认为，应该用最新的知识去教育、培养人才，要全面发展。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使全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的宣传教育工作方针，作出了实行全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决定，并切实付诸实施。邓小平同志还特别重视人才要从小培养起。早在1983年10月1日，他就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电子计算机刚刚开始在我国学校和机关中使用时，他就提出了普及电子计算机要从小学生抓起这一影响深远的主张。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既要有知识又要有动手实践能力。邓小平同志竭力倡导、弘扬并付诸实践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一系列论述，更是对我国推行素质教育的有力推动。 (4)科教兴国战略是邓小平科技与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发展。科教兴国战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科技和教育思想，并结合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和各国教育改革的现状和中国的国情提出来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探索、实践的宝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1页。）他强调：“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1页。）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1996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并将科教兴国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把科技与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思想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同志除了从战略上论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地位、作用、发展方向、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外，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与教育的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以及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也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也是构成邓小平科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68页。）涉及发展科教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内容很多，邓小平同志论述的主要观点包括：基础研究是应用开发的先导和源泉；中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加强和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等等。 １．基础研究是应用开发的先导和源泉 邓小平同志不仅十分重视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以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问题，而且对加强基础研究，攀登现代科技高峰极为关注。早在７０年代，他就明确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同上书，第87页。）在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一是“面向、依靠、攀高峰”，二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发展方针。 “面向、依靠”，就是坚决贯彻党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全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加强农业科技服务，合理开发资源和保护环境，引导经济与社会稳定地可持续发展。 “攀高峰”，就是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地加强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攀登现代科学技术高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因为只有创造出大量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能更有力地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同时，它也是我国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现代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新发现、新概念、新理论、新产品层出不穷。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科技贮备，至关重要。而基础研究的能力与水平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就是在稳定和保证重大基础性研究、高科技研究和科技攻关任务的同时，又要调动大批科技力量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支持，互相促进。而基础研究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是经济技术发展的基础、后盾与源泉，是应用与开发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基本前提与保障。没有基础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198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了活动；1981年又恢复了博士研究生制度；1985年开始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试行博士后研究制度；1986年2月开始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从1989年至1992年，先后选定了30个国家基础性研究的关键领域，构成了首批“攀登计划”课题，受到科技界广泛关注和欢迎。“攀登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有利于完善我国科技工作的纵深部署；有利于吸引、培养和造就新的学术带头人，形成高水平的科学家队伍；有利于集中力量，提高投资强度，在一些有优势和对国家长远发展有重大意义的重要领域取得突破，在世界科技发展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它是我国基础研究规范化、体制化的重要标志，对我国科技事业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２．中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邓小平同志1991年4月23日为全国“863”计划工作会议的题词，它既是邓小平科技思想不断深化的标志，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工作发展与科技体制改革成就与经验的科学总结。90年代初，我国科技工作已经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高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发展、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的纵深部署，它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客观规律，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并已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宋健同志所指出的：“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作这样一个形象的描述：农业和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和脊梁，起着主体的作用。……我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翼；而另一翼应该是高新技术产业。这一体两翼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无论大中型企业的振兴和农业的发展，还是乡镇企业的腾飞，都迫切需要用高技术和新技术进行改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432页。）由此可见，高科技研究及其产业发展，无论对于我国科技事业还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仍然层次不高。从产业结构来看，1993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为21.19∶51.77∶27..4，就业比例为57.42∶22.36∶20.22。与世界上发达国家(3:36:61)、中等收入国家(14:38:48)和低收入国家(37:34:29)比较，我国产业结构的层次是比较低的。据统计，目前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仅占工业品出口总额的１１％，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是４０％以上。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就是改变我国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重要措施。我们要想在世界经济、科技新格局中站稳脚跟，必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增加高新科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扩大高科技产品在外贸出口中的份额。这一切都必须依靠高科技研究与产业的发展。创建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就是深化科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从国际竞争和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全局考虑的。他明确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他特别强调：“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79页。）他还要求每一行都要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一席之地。当外国朋友提问说，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与博大胸怀回答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同上书，第２７９页。）。他还指出：“……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同上书，第２８０页。） ３．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目的在于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又总是特别强调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他特别强调，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必须发挥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同时他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根据我国以往的历史教训，必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讲对外开放就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另一种是一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这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对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伤害与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我们应该牢记以往的经验教训。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的讲话中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9页。）他还针对鞍钢减人、减机构的设想说：“现代化、自动化，人多了不行，人多了管理不好。日本年产六百万吨钢的企业，行政人员只有六百人。鞍钢现在的年产量是六百多万吨，行政人员有两万三千人，这肯定不合理。”（同上书，第129页。）“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鞍钢如何改造。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同上书，第129页。）他指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同上书，第129～130页。）他还强调：“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做工作，只听上边讲了一些什么话，自己不敢开动脑筋。还是毛主席说的，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要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没有一点创造性不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31页。）我国技术引进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如缺乏规划、缺乏宏观控制、盲目引进、不能量力而行、重引进而轻消化等等，都与邓小平同志所批评的种种状况有关。这些状况至今仍未彻底改变。据统计，我国引进的技术设备有相当部分没有消化，从而造成产品仍然技术含量低、物耗高、市场竞争力差，现有消化吸收的项目，仅占引进技术的１０％。这除了观念上、机制上的问题外，消化吸收的资金投入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的精打细算与统筹规划，以及特别注重消化吸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据统计，日本花在技术消化吸收方面的开支高达技术引进费用的十倍。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是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1984年初他给宝钢的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就是在进一步强调学习与创新相互统一的同时，突出了创新是根本，是关键。这是指导科技工作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谈到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时，指出：“技术开发工作要有一个转变，把引进技术放在发展生产技术、改造现有企业的重要位置上来。……技术引进要尽可能实行技贸结合、工贸结合，要重视专利、技术诀窍和软件的引进，还要广开渠道发展多种形式的国际间的合作开发、合作设计、合作制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55页。）并且强调：“国内有关的研究与开发工作要同引进技术紧密结合，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提高开发生产技术的起点，进而发展新的创造，提高自主开发的能力。”（同上书，第155页。）事实上，在引进国外技术的问题上，能否做到“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是关系到我国能否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国际上通常以国外技术依存度，即技术引进费用与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来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技术依赖于外国的程度。据测算，80年代末，发达国家国外技术依存度为１０％左右。技术输出大国美国只有１.６％；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为２２％；而我国则在５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