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现代中国

上下无门：汪康年的困境 /单世联

关键词： 汪康年，书评                                          

上下無門：汪康年的困境 ⊙ 單世聯

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60年，還在母腹中的汪康年就為避太平軍之亂而開始其難民生涯；1911年11月，在武昌首義的大動盪中，汪康年懷著對國家前景的憂慮及個人理想的幻滅悄然病逝。生於憂患死於憂患，這位從戊戌到辛亥期間傑出的報人和維新活動家的一生本該是多麼令人興味盎然的研究對象！ 　　然而，在有關近代維新的大量研究中，學者們最喜歡問津的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三巨頭，汪康年更多是作為他們的陪襯才得以露面，有時甚至完全成了反面人物。廖梅的《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篳路藍縷，完整地再現了汪康年一生的維新志業，並對其思想作了分析性評論，填補了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一個空白。此書寫作歷十年之久，在搜集材料、重建史實及知人論世、公允評價方面基本上難以挑剔。但作為一部高質量的人物研究，廖著較少就汪康年對歷史現實及個人遭際的感受作出必要的發掘，較少對汪康年主觀心理的洞察和描述。歷史人物研究不是文學傳記，但人物的完整性必賴其心理活動的支撐，而我們對社會行為的理解也不能繞過對行為者主觀動機的領會。 　　憂患的時代也可以是激動人心、人才輩出的時代。在同時代人中，汪康年的舊學新學都不突出，但他能敏感於時代的要求，以民間報人的角色參與歷史，這是他成為歷史人物的關鍵。汪康年一生的英雄期是1896年8月到1898年8月的《時務報》時期。在熱烈的制度改革論中，他在《時務報》上發表15篇文章，提出了中國改革的兩套方案：一是自上而下地進行政體、官制、行政制度的改革，開議會，張民權；二是自下而上的民間維新，即先在民間和中下層官員中推行教育、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局部改革，為政治改革準備人才與經濟基礎。「上」「下」都只是起點，最終都是要上下會通，改革現代政治體制，讓人民參政。兩套方案只是在施行程序而不是在目標宗旨上有別，務實冷靜的汪康年並不固執某一方案，而是根據不斷變化的形勢，適時調整重心。其實，晚清時代，在中央政府的「上」和民間社會的「下」之間，還有一個源於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在維新時代以東南督撫為代表的地方大員的「中」層，他們主政一方且眼界開闊，具有向中央集權提出了嚴重挑戰的權威，並因此部分承擔著中國現代化的命運。從而，汪的維新活動實際上有三種訴求對象和依靠力量，其上下移動的行動歷程，也就與整個中國的政治社會息息相關。 　　這是一個負載著歷史的人物。保留下來的三千餘通書信見證了汪康年當年在知識界和政治界的活躍程度。廖著突出的成績是把歷史環境與個人行為統一起來，既從時代需要和環境壓力方面追溯其維新活動的起源與目的，又特別注意強調汪康年作為「實幹家」在維新大業中的特殊貢獻和獨特地位，這就同時分析了他與康、梁等人既相互配合又難以合作的原因。當汪康年的維新活動無可挽回地失敗時，近代中國的困境也因此部分地凝聚到他的身世命運之中。 　　維新改良在西方近代史上就是「開明專制」，若想成功，既須由最高統治者來策劃推動，也要有必要的社會重心以為平衡。但這在皇權專制根深柢固、傳統社會秩序瀕於瓦解的中國，是不大行得通的。所以即使是眼睛向「上」的康、梁在其變法實踐中也沒有放棄與底層民間的聯絡。然而，沒有「自上而下」的第一套方案，維新就不可能具有呼喚改革的政治運動的特徵和聲勢。《時務報》創辦伊始，汪康年就主張興民權，開議院，還為中央政府設計了政治體制改革和行政制度改革的具體方案。1900年庚子事變後，一方面中央政府沒有徹底癱瘓，另一方強敵臨門亡國在即，汪再次回到自上而下的方案，言論重心落在政府應如何行事上，強調中央集權和改革的循序而進。在革命浪潮波動的1903年，他還與革命派論戰，除了認為革命不適合中國外，特別指出革命的兩個危險後果，一是革命黨的過激行為使政府不敢改革；二是革命暴力分散了政府實行新政的注意力。所以儘管他也認為維新與革命一樣，幾乎無可希望，但即使不維新，中國一下子也亡不了，而革命卻可能立致亡國。兩害相權取其輕，1907年，汪離開標誌其民間立場的上海遷居到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主持編輯《京報》。配合當時的「新政」，《京報》的言論表達了對立憲的熱烈擁護。由於「丁未政潮」中改革派主將瞿鴻機罷相，汪隨之失去保護，《京報》於1907年8月被勒令關閉。汪一生中第三次「自上而下」的努力終至失敗。 　　不過，汪康年有備在先。「自上而下」的改革論提出不過半年，他就注意到國家政治錯綜複雜，牽一髮而動全身；他也懷疑政府是否有勇氣、有能力進行快刀斬亂麻的改革；而且民智未開，國民不足以自治，因此有「自下而上」方案的提出。1898年，當康、梁等赴京趕考並把希望寄託於光緒皇帝之時，汪卻留在上海辦報，對百日新政持冷淡態度。這不是因為他站在政府或張之洞的一邊，而是因為他在內心對政府根本就投了不信任票。與康、梁相比較，汪康年更為冷靜務實。此時他的大部分言論和行為，都是在積極從事各種民間維新活動，不但提出了一系列包括育人才、興商業、講武備的活動方案，而且身體力行，領導或參與創辦包括《時務日報》在內的多種言論陣地、組建各種學會團體、興辦各種學校、譯印銷售時務書刊，還親自辦理實業，其活動範圍幾乎囊括了滬上新事的一半。因為汪沒有參與康、梁活動，戊戌政變後這些成就得以保留，成為中國近代化的最早建樹，也是汪康年對維新事業的獨特貢獻。 　　戊戌政變受挫後，汪審時度勢，在第二套方案的基礎上發展出地方自治的見解，不只是經濟的、文化教育的改革，還包括地方建設的全盤方案。1900年後，他認真實施此一方案，向地方督撫的「中」層勢力和民間會黨的「下」層力量呼籲，撇開中央政府、推行地方改革、建立民間武裝。 　　劃地自治的設想因義和團運動後出現的「東南互保」格局而具有某種現實性。於是，汪穿梭奔走於一些封疆大吏之間，不僅主張不與列強開戰維持地方，還希望勢力日張的督撫們更進一步，「剿拳匪劾政府」，北上勤王，在東南自組政府，開創地方自治改革的新局。但是權力來自朝廷和西太后、存心自保善終的督撫都不能容忍更不能接受汪康年等人激進的變政主張，以「中」層帶動全盤的改革很快就變成一紙空文。汪並非不諳世道人心的書生，他「儘管東奔西走，實際上在內心深處，對勸說督撫們派兵平匪、北上迎鑾缺乏信心」（頁262）。 　　但汪康年此時仍很亢奮，因為其在其向「下」的視界內又有了新的力量。1900年8月，他就提出兩種對策：「第一，眾人議定政令、法令，一旦大變之後，即推戴一名人為總統。第二，各省按地區自行處理。要乘今日民心紛擾之時，派人去各省聯絡土匪，以造成勢力。各地民間均有秘密團體，派別不同，組織嚴密鬆散也有所不同。有的聚集一處，有的分散各地。這些人頗有力量。若能聯合駕馭他們，那是很有用的。第一個辦法似易卻難，第二個辦法似難卻易。」（頁265）汪實際上並不贊成另立新政府，各省獨立的地方自治才是他一貫認同的。地方督撫既不想從事地方自治，汪也就只能向林間草莽的會黨土匪中尋求支援，他先後派人到揚州、湖北等地聯絡民間武裝。但他與會黨之間既無歷史聯繫又缺金錢收買，無法組織可資利用的力量。1900年8月秦力山所部在大通起義失敗，不久唐才常又被捕，朝廷全面搜捕會黨，汪不得不終止聯絡民間會匪武力變政的計劃。 　　維新派的形象長期被定格於遊說上層空言改良，汪康年的重現，足以更新我們已然形成的印象和認知。如此重要的人物，值得一個學者花費十年心血潛心研究。也正是因為這十年心血，廖著才可能以幾乎「一網打盡」的翔實史料和謹嚴細緻的分析推理，成功地描繪了汪康年穿梭於上、中、下三層呼喚改革的歷程，並極為深入細緻地探討其維新思想的基本結構及其與同時代人的異同，集中外汪康年研究之大成。然而，如果我們承認人物研究的特殊要求在於對人物的刻劃和塑造，那麼一部理想的人物研究，不但需要從歷史看個人，也需要從個人看歷史，只有把兩種視角整合起來，歷史人物才完整真實、栩栩如生。相對於汪的維新思想與政治行動而言，廖著對汪的主觀心理把握不夠。 　　個人屬於歷史，歷史也屬於個人。汪康年對改革的徹底失望當然是真切的，但每個人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參與歷史，個人視界畢竟難以反映全局歷史。在汪退出實際政治之後，他對之失望的朝廷、督撫、會黨等仍未停止改造中國的努力。維新的劊子手也是維新遺囑的執行人，1901年開始的「新政」是一場嚴格意義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無論清廷在這方面表現得多麼勉強，也無論「新政」如何很快就面目全非並終於失敗，「新政」範圍之廣與變革之深，的確是前所未有的，與汪的改革目標也顯然一致。雖然事後可以說「新政」來得太晚了，但在1907年，「新政」的前景還不很明朗。在「新政」及其失敗的過程中，地方勢力直接推動了清王朝的解體，會黨也積極行動並充當了後來辛亥革命的生力軍之一。所以儘管應充分尊重汪的個人經驗的真實性，正視古老中國的積重難返，但汪康年對整體格局的認識卻更多地帶有個人色彩。這與其長期的思想方式有關。維新改良作為一種自我調整和內部修復，它的展開和推進不能離開現有的權勢集團。汪的一生與張之洞、劉坤一、瞿鴻機等晚清重臣關係密切，創辦和經營《時務報》時以張之洞為奧援；組織「中國議會」時又極力爭取劉坤一等東南督撫的支持；在京從事立憲法活動時又與瞿鴻機配合。「借權維新」本來是一個需要不斷妥協、不斷調整的過程，汪卻過於原則性地堅持自己的獨立性，與其所借之權之間不斷發生分裂。而且，汪的借權更多訴之於一兩個人，他的最後出局，就直接起因於瞿鴻機的低能與被逐。更重要的是，既然上中下三種勢力都不願也無法完成體制內的革新，那麼以暴力手段推翻現存秩序以完成政治變革的革命就勢在必然，但汪卻不願意接受此一選擇。其實，在辛亥前夜，還不能說革命只會造成流血不已的後果。從而，這位維新領袖在1907年的黯然出局，反映的是個人與時勢的脫節，上下無門的判斷更多地與汪的個人認知有關而較少關乎客觀局勢。對此，廖著沒有明確指出，失落了汪康年整體形象的一個方面。 　　歷史與個人不可分。所謂從個人看歷史，不過是歷史多元性的表現。如果以為汪康年的失望只是反映其視野的局限，那顯然又忽略了個人經驗中所包含的歷史預見性。僅僅四年後，汪康年不願看到的革命就取代了「新政」。理性的、民主的改革在中國行不通，僵化的集權體制無法實現自我調校。革命會造成劇烈破壞，沒有多少人願意流血，但中國的事情又總是要鬧到血流成河的革命才算結束。體現汪康年觀點的〈論革命駁義〉一文說：「今世丁此過渡時代，無論何事均危險之事，無論何人均危險之人。革命險矣，保皇何曾不險！」（頁291）維新與革命之所以都具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情，是因為以中國問題之複雜多樣，無論是維新還是革命，都不能打包票說一定成功，更不能自信一定使中國新生。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在和平的方式無法奏效之後被逼上梁山的。所謂「複雜多樣」，不只是指千頭萬緒矛盾叢結，更是指社會人心的非常態、非理性性質，以及動機和後果之間的吊詭。1905-1906年期間，汪在浙江「保路運動」中與浙紳嚴重對立。其過程非常複雜，要之，汪康年等人持理性的民族主義和經濟上的開放態度，考慮的是政府應怎樣才能有效地進行國際交往；而浙紳則純從民族主義和地方利益出發，「說蠻話為種種挾制之計」，只想收回路權，不願深思具體廢約步驟。從道理上說，獲勝的應當是汪康年一邊，「但汪康年的循規蹈矩只適合制度完備、秩序井然的社會。而當時的中國，中央權力式微，地方勢力大增，外國虎視眈眈，各種力量膠著鬥爭，正處在舊秩序遭到衝擊，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亂時期，任何『度量衡』都毫無意義。蘇杭甬草約本是以英國強權為背景簽訂的，不存在甚麼可以遵守的國際平等交涉原則。所以，在國人的強烈抗議下，是可能迫使英國讓步；而權威日衰的中央政府在地方勢力的逼迫下，也有可能讓步。事實確實如此。」（頁339）在汪康年看來，如此不適應現代國際交往準則、如此低素質的士紳卻能笑到最後，改革焉能成功？他有理由放棄直接的政治行動。但另一方面，這件事也表明汪康年並不真正了解他曾經以為熟悉的國情，他已無法對「不合理」的現實政治作出有效判斷。先驅者終至成為邊緣人和游離者，不完全是客觀的形格勢禁，也是其思想能力和知識視界的合理結果。我們不可能離開個人視點來理解個人的命運。 　　無疑的，即使像汪康年這樣活躍於時代潮流之中的個人，也不能要求他能認清時勢掌握全局，但社會變動是由無數個人推動的，歷史的複雜性正應落實到無數個人的判斷與選擇之中。所以，面對歷史的變局，汪康年是如何審時度勢，如何進行自我認識之類的問題就是汪康年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假如他沒有留下這方面的文字的話，我們期待傳記作者調動其合理的想像力，把這個具體的、真實的人物的心理刻劃出來。重要不只是他的公開言論，還有他的心理的、情緒的甚至無意識的層面。廖著基於嚴格的史學規範，多以研究者的視角用客觀材料予以介紹評論，較少深入其內心世界作設身處地的情感性了解，以至於讀完全書，我們對作為公共人物的汪康年有完整的認識，而對這個複雜豐富的個人卻總有隔膜之感。自然，汪康年不是一個有特別創見的思想家，但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不會沒有自省和反思。因為無法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託於任何一種政治集團和社會權勢，汪康年只得從社會活動家變成了單純的言論家；從積極的建設者變成只有在他人行動之後才有發言權的人。這一轉變有其內在根據，但肯定充滿緊張和焦慮。後於汪康年的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如章太炎、熊十力等，其文化思想就都包含了革命時期的歷險和經驗。如果可以用上下求索而一無可為來概括汪康年的一生，那麼，當汪康年從傳統禮教中發掘重建民族精神的資源，成為現代第一代文化保守主義者之後，如此深刻的幻滅感在多大程度上結晶為他的文化思想，就是我們很想知道的。廖著提供的，基本上是其理性層面的議論和見解，個人化的東西太少。這也許因為汪康年後期的心思「無跡可求」，以至一個世紀之後，廖著竭盡所能之後，也只能重建其思想而難以刻劃其人。 　　這一點再度提醒我們，對於距離現在並不遙遠的近代人物中的相當一部分，我們實在是知之甚少。如此，則上面對廖著的評論或過於苛刻。客觀地說，在史料許可的前提下，廖著差不多已經做了一名史家所能的最大努力，理應得到充分肯定，值得我們認真一讀。 　　 　 單世聯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有《反抗現代性》、《西方美學初步》、《現代性與文化工業》等。

【作者: chinsci】【访问统计:】【2005年11月30日 星期三 18:02】【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