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科学精神气质的坚持与扩展
——对默顿规范的拓广研究
张华夏、张志林
什么是科学的精神气质(The Ethos of Science)，科学社会学创始人R·默顿所总结出来的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四种精神气质或科学家行为的四条道德规范在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的当今时代是否适用，它应有那些修正和那些发展。这是当前我们讨论知识社会以及“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近年来美国科技政策和中国科技政策的转变说起，较为有系统地讨论这些问题。
一、近年来科技政策转变引发的几个问题
最近十几年来，世界一些政府的科技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以美国为例，冷战结束前后美国科学政策同时又是美国科技发展的范式发生转变。根据我们的理解，这里所谓范式的转变就是从科技发展的冷战范式向提高经济竞争力范式的商业范式的转变。所谓科技发展的冷战范式，就是为了发展某项科学技术，例如航天科学技术，核武科学技术和激光科学技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与力量，不计工本、不顾成果有效性的约束，由国家投入极大量资金，全力支持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给予有关企业占其产值30%的利润来激励这些企业为这些研究提供保证。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进行自由的与他们的科学兴趣相关的研究，于是带来了物理学的春天，造成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现象，而这种追求本来就在西方科学家中是根深蒂固的。当时的美国政府，有一种科学乐观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科学发展了，国家安全自然得到保证。可事实上从科学到技术再到经济发展，有着无数的中间环节，美国最近有些科学社会学家作了详细的研究，表明前者的发展对后者的发展并无必然联系，而且技术的发展有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延续性，不是事事依赖科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这种发展科技的范式遇到了极大的问题和极大的挑战。首先是冷战的结束。从美国政府的观点看，冷战的主要敌人“共产恶魔”消失了。其次是美国突然发现，自己在经济力量上落后于日本和德国。美国到处是日本的汽车和日本的地产，连具有象征性的纽约洛克菲洛大楼也为日本财团所收购，舆论对“美国落后”大肆炒作，造成了“危机感”。于是美国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便从冷战范式转向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商业范式。
所谓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科技发展模式或科技发展范式，就是科技成果商品化、私有化，科研行为与商业行为合作加强，追求利润的工具理性在科学家行为中占了主导地位。促进向这个范式转换的，是从克林顿开始的新科技政策。⑴ 美国政府将几个耗资巨大的科学技术（包括耗资60亿美元的超导超高能对撞加速器的建设计划）加以砍掉。⑵ 将许多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无偿转归研究者个人所得，个人获得的这些知识产权可以作为商品加以出售。⑶ 颁布法令，规定大企业必须提成1.5%的利润支持小企业提高科技研究。在美国能立足的小企业几乎都是高科技产业，否则早被大公司的规模效应打垮了。这一着的结果显然提高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内高科技的就业职位的份额。⑷ 颁布厂校合作的利益分配法、军转民用的利益分配法令。⑸ 国家对科研项目资助的形式由十年八年长期规划转向要求一年半载提供阶段性成果的短期计划，即从长远目标的定位转向急功近利的研究定位。这个范式的转变带来了高等院校的结构变化。在美国校园里，有许多类似于我国的“创收”的机构，科研利益在个人、研究集体和学校之间的分配成了突出的问题，知识分子收入差距拉大，学校的排名有了一个新指标：即获得“专利”有多少。这样加州大学柏克力分校排名第一，斯坦福大学排名第二，而哈佛与麻省理工却远远落到后面去了。由此引起的知识青年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是很明显、很深刻的。①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科技政策上也曾发生一种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主要是从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导向模式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在某一些方面也有类似于近年来美国科技政策范式转换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上，将科学技术工作推向市场，强调“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强调“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合”，以“合同制”将这种联系巩固下来。在政府拨款方面，向应用研究和能短期出效益的项目倾斜。对于这种范式转变，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有一个评价，他说“科技体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科研单位包括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是，过分强调直接经济效益的政策也一度对科技界和教育界造成新的冲击，国家对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投入相对比例不升反降，基础研究和战略性技术开发一度受到忽视和影响”，“原创性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技术研究发展能力与水平下降”。②
无论美国科技政策的范式转换还是中国科技政策的范式转换都引出了三个问题：
⑴ 在原子弹爆炸前的1942年，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R· 默顿总结出来的科学家行为的四项规范（普遍性、知识公有、无私利、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又称为四项科学精神气质在现在是否已经过时了呢？
⑵ 科学的独立自主问题。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时代，在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激烈经济竞争时代，有没有可能“为科学而科学”呢？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到底如何？
⑶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如何。有人主张，物理学的研究要纳入生物学的研究，基础科学的研究要纳入应用科学的研究这个提法对吗？
这些问题迫着我们不断的思考。下面将我们对这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求教于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同行和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们，企图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二、基本的科学精神会过时吗？
什么是基本的科学精神？R·默顿总结出来的科学家行为的基本规范是否表述了基本的科学精神？在市场经济在全球大发展的时代，这些基本的科学精神是否已经过时，是否仍然需要加以坚持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区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现在，科学技术这两个词常常被连在一起或被混在一起使用了。其实这是两个密切联系但又很不相同的概念。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开发，是一个连续统一，当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界将二者区分开来。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1970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活动的测量》报告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0次会议于1978年11月27日通过的《关于科学技术统计资料国际标准化的规定》的文献，为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使用二分法而是使用了三分法，对人类科学技术活动作出了这样的区分：“⑴ 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主要为了获得关于构成现象和可观察事实之基础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或理论工作，不特别或不专门着眼于应用或利用。⑵ 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为了获得主要目的在于应用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⑶ 技术开发或实验开发(experimental development)：基于得自研究的现存知识和／或实际经验，旨在生产新材料、新产品、新装置，设置新过程、新系统、新业务，从根本上改善过去已经生产或设置的那一套的系统性工作”。①有了这个三分天下的明确界定，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就很明显了：⑴ 科学（特别是由基础研究组成的基础科学）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探求真理，求得知识的增长，为此不但没有创造财富甚至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富；而技术的目的和价值在于改造世界，求得财富与效用的增长。⑵ 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而技术的对象是人工自然系统。⑶ 科学回答“知道什么”(Knowing)，而技术回答“怎样做”(Doing)的问题。⑷ 对科学的评价主要是依据论文或论著及其无形的思想，而对技术的评价主要依据产品及其有形的效果。不过我们需要记住在科学与技术的上述区别之间有一个中间或缓冲地带，这就是“应用研究”或“应用科学”。
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界的秘密，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这个神圣的事业，科学工作者必须社会地联系起来，进行交流与协作，于是形成各种学会、学院、研究团体、实验室等有形或无形、有薪或无薪的社会组织，叫做科学共同体。各个国家的科学院、高等院校、政府与工业下属的R&D实验室就大量地包含这种科学共同体。当然，现实的科学共同体是历史地和社会地发展着的。这种发展大体上经历四个时期：⑴ 科学家个体自由研究时期，从近代科学的产生到十九世纪末，科学活动带有个人爱好和个人奋斗的色彩，他们主要通过无形学院联系起来。牛顿的研究工作和法拉弟的研究工作属于这个阶段。⑵ 科学家集体组织为主导时期，主要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战之前。在某教授领导下有几十人的卡文迪斯实验室、李比希实验室、巴斯德实验室是这种科学共同体的典型。⑶ 国家组织协调的多学科科学共同体占主导的时期，从二战开始到冷战结束。原子弹研究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大型高能物理实验室是这阶段科学共同体的典型。⑷ 以民营的和官办的R&D实验室为主导的时期。是冷战结束后科学共同体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科学社会的特征尚未被学界进行仔细研究。大体上说，第⑴、⑵时期属于“小科学”时期，是学术性科学组织占主导时期；第⑶、⑷时期是“大科学”时期，是工业性科学组织占主导时期。从这四个时期的发展来看，总的趋势是：科学活动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日益与技术和经济发展甚至军事目标相结合。但是为了考察区别于其他活动（如宗教活动）的人类科学活动这种特殊行为的内部结构和内部规范，有必要将科学目标从具体科技组织的技术目标、利润目标和军事目标中抽离出来，建立科学共同体的理想模型或理想类型，考察它们的特征，研究它们的规范准则。再将这些特征和规范准则，拿到现实的科学社会中进行检验，看看现实的科学世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理想类型的前提，以及它是否在同等程度上符合它的结论，以此来判断这个理想类型是否正确，是否过时等等。在研究基本的科学精神是否过时时我们首先要将这个方法论准则确定下来。
运用这个观点我们来检查默顿总结的科学工作者行为规范、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The Ethos of Science)。
⑴ 科学是普遍性和世界性的。一种科学知识成立与否不依其发现者的个人特征为转移，与他们的民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毫不相干。科学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它无国界也无阶级性。德国人发现氨，不会因纽伦堡的审判而变得无效，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不应因鸦片战争而为中国人抛弃。因此不存在什么“犹太人的科学”、“雅利安的科学”、“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东方的科学”和“西方的科学”。很显然，科学行为的普遍性规范和世界主义精神是不会因冷战时期大科学的到来和冷战结束后科学技术更多地应用于提高经济竞争力而变得无效的。相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连通，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科学将变成名符其实的无国界的东西。当今世界，连银行、企业和公司都打破国界了，何况科学呢？
⑵ 再来看看科学精神气质的第二个组成要素：知识公有原则或知识共产主义(communism)。对这一点默顿的论证大意是：科学是积累知识的长期的、广泛的社会协作的产物。对它作出贡献的每个人都是因为利用这份公共财产而作出贡献的。所以，一旦他作出贡献就应毫无保留地发表出来，而不宣布占有这一新思想、新信念或新理论。科学中的所有权被科学道德的基本准则削弱到最低限度，这就是享有发现优先权的荣誉而受到承认与尊重。所以在科学中保密是不道德的，因为它阻碍了科学的发展。默顿的知识公有或知识共享的原则是对小科学时期，包括个人自由研究时期和小集体研究时期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行为规范的经验概括又是从科学目的是探求真理这个理想的大前提的演绎推论。因为从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的发展来说，保密妨碍了科学界的学术的公开交流，妨碍了科学界的有活力的自由竞争，极大地延缓了人类探求真理的进程。默顿论证的缺点是没有指出知识公有原则适用的边界。事实上，总体说来科学发现是无专利的、不保密的，而技术是有专利的，在一段时间里须保密的。对于这一点，最初连美国专利局也搞不清楚，要将专利发给爱因斯坦、密立根、康普顿等纯粹科学家，但他们都基于共享科学财富的道德戒律而宣布放弃了。当然法国将巴斯德消毒法的专利权交给巴斯德，这是恰当的技术专利。但坚持知识共享的巴斯德还是放弃了它。并非一切知识都是公有的，完全意义上的知识公有原则只适用于主要的基础研究领域和部分的应用研究领域。即使在二战开始以来的大科学时代无论冷战时期或冷战后时期，这个原则都是适用的。想想那些基本的科学研究罢：50年代DNA大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遗传密码的破译，60年代宇宙大爆炸学说的证实和3K微波辐射的发现，70年代和80年代各种新基本粒子的发现和杨振宁－米尔斯规范场的实验检验。其成果都是立刻发表，成为自然科学的公共财产，任何人学习它，使用它，引用它都无须给作者付出分文。冷战结束后的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私有化决不会波及这些领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小科学向大科学的发展，作为科研主力军的国家和公司控制的R&D研究所，它们工作的明确目的是要获得国敌和商敌无法得到的知识，为真理而研究知识的目标只占着从属的地位。科学家应该公开研究成果的道德义务受到严格限制，弄不好还得冒政治风险，被说成泄漏国家机密之类。这种限制甚至于波及一些有实用性的基础研究。不过即使在这类研究机关中，受雇的科学家仍有按自己兴趣进行研究，并将研究的结果用于公开发表的空间。如果这个空间被完全扼杀了，科学的自由独创精神也就被扼杀了。至于高等院校，主要是学术性研究共同体占着主导地位，知识公有的原则依然广为实行着。所以虽然总体说来，知识公有的规范原则在庞大的科技队伍中适用的范围相对缩小了，但并不等于知识公有，研究成果共享的原则已经过时。试想：如果所有的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将自己的知识创新送进保密局，而不向外人泄漏，这个世界将会成为什么世界，它肯定不是一个科学世界，更不会是知识时代、知识社会中的科学世界。
还应看到知识私有、知识产权、专利制度的原则是经济世界的原则而不是科学世界的原则。科学世界的目的与价值是求真，而经济世界的目的与价值是求利。功利的价值和真理的价值常常是冲突的。许多受雇于功利单位的科学家，演出相互冲突的角色，有时成为这种冲突的牺牲品。不过社会也有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它规定专利的使用年限。例如新发明的一种药品，一般有五年的专利期限，五年以后其专利公开，由社会共享。所以连技术上的知识都有一个不断公开化和公有化的过程，怎能说默顿第二原则即科学知识共享的原则已经过时了呢？当代科技政策对知识公有原则的最大挑战，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专利局批准所谓“功能明确的基因”知识获得专利，由此引发了不可收拾的基因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的过程。这是美国企业精神对世界科学精神的打击。但是世界性合作组织——人类基因谱计划的组织，参加国的科学家共同协议，所有数据都在24小时内公布，这又是知识公有的科学精神的胜利。
⑶ 无私利(Disinterstedness)或“为科学而科学”的原则。它指的是：科学家进行研究和提供成果，是为了人类知识增长这个本身利益，不应有其他私人利益或动机妨碍这个目的的实现，影响对真理的忠诚，因此奉献（努力工作）、客观与诚实（不弄虚作假）、谦虚（不夸夸其谈）与无私，是科学家基本的行为准则。科学的可检验性和科学家的成果处于同行严格监督之下，是这项原则的方法论和制度保证。所以科学家的职业比起政客、商人或律师对待其服务对象更加诚实无私。因为它有更强的方法论的和制度上的监督。其实，无私利的原则之所以被约翰·齐曼称之为“为科学而科学”的原则，是因为这个原则主张⑴ 不因个人的利害关系影响对真理的提出、接受与辩别；⑵ 不应因个人利益影响对真理的追求。①如果这个原则对第二次大战开始以来的科学职业或科学社会不适合，就意味着，那些与军事和商业相结合的科学以及学术科学机关的科学家可以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和隐瞒真相。当然服从真理与服从领导，忠诚于科学与忠诚于企业是常常发生矛盾的，科学家对这些问题有时会作出痛苦选择。这是一个价值冲突、规范冲突和角色转换的问题而不是科学无私利原则已经不合时宜的问题，它在科学社会中，特别是学术科学社会中，一直到现在还是一种基本的科学精神。
⑷ 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科学是怀疑一切的。科学家对于通过科学研究途径以及权威或习俗途径得来的知识，都要进行有组织的怀疑与批判，并即时将这种有根据的怀疑与批判公之于众。对于自己得来的知识即使是自己最心爱的知识，也应该不断地提出怀疑与批判，更应允许别人怀疑与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这样，怀疑精神便成为基本的科学精神，学术自由便成为基本的科学规范，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又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在学术领域中的表现，只不过在学术领域中更为突出。一项政治决定、权威文件或军事长官的命令或宗教的教条常常是不允许或不欢迎公开批评和反驳的，但在学术会议上，主题的报告却不但欢迎而且要求有批判性的反驳。通常的国际学术性会议都是按这个原则组织的。当然，工业性科研组织、军事性研究单位以及政党部门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研究室在讨论敏感性的科技问题与社会问题时允许科学家持不同见解到什么程度呢？对于青年人允许他们怀疑和批判领导到什么程度呢？能给予他们多大的学术自由呢？这是科学发展到官产学密切结合时代提出来的问题，也是对怀疑主义科学精神的一种巨大的冲击。但这个冲击决没有达到推翻默顿规范的程度。
所以，我们认为，尽管冷战时期科学的社会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冷战结束之后，许多国家的科学政策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科学的社会组织或科学共同体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科学精神，代表了现代科学的一种历史传统，它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默顿总结出来的原则精神仍然有效，它也构成当代的科学社会规范的“硬核”，借用拉卡托斯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语言来说，比起五、六十年代以前或一、二十年以前的科学，科学社会规范，不是发生了范式的转变，而只是发生了“范式”或“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和“外围”的变化。这些变化及其解释可以归结如下：
⑴ 依照社会科学方法论，我们只能在一个纯粹理想的状态下研究科学组织区别于宗教组织、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或军事组织的行为规范，由此而总结出世界主义精神、共享主义精神、无私的客观精神、怀疑主义和学术自由精神。这些精神气质或原则规范典型地适用于以研究科学的观念体系及其实验基础为目标的纯学术组织，或学院式的学术组织。而随着二战以来科学日益与军备竞争和国防技术相结合并进而与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相结合，完全适用于默顿规范的科学共同体（学术科学组织）在整个社会的科学共同体的相对比例日渐缩少。有人估计，它约占现代所有科学共同体的1/10。①不过它的重要性并不与这个数量成比例。
⑵ 二战开始以来发展起来的国防科研单位与政府和公司的R&D实验室，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这些机构的目的、任务、行为规范具有二重性格。首先要完成一定的军事的或利润的目标，同时亦包括探求真理发表论文的任务。科学家在这里演出角色冲突和角色杂交的好戏，使他们具有双重人格，于是默顿的科学精神和行为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受到各种限制：世界主义为民族主义所限制，无私利性受追求利润的限制，知识共享受专利与知识私有所限制，怀疑主义受权威主义、官僚主义等管理文化的限制。对这些组织背离默顿规范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它们不是纯粹的科学组织。这里并没有发生科学组织所遵循的范式转换，而是科学家发生了角色转换，科学家带上军衔成为军人，科学家经营企业变成经理等等。不过在考察“官、产、学相结合”的科研单位的行为时，我们不但要看到军事精神、政治意识形态、商业精神怎样对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发生影响，而且也要反过来考察科学精神怎样对政治精神、商业精神和军事精神发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工业实验室中有自己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些基础科学的研究是不能不具有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国际交流和知识公有的性质的。而公司的经济决策中也越来越渗透自由学术的精神，各种不同决策方案的辩论就带有怀疑主义和学术自由的色彩。运作得非常好的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与纯科学学术讨论会的相似性越来越大。当科学被其他领域“入侵”的时候，科学也同时“入侵”其他领域。后面的一个入侵是特别值得称赞的，因为它是近几百年来人类技术、经济、社会的突飞猛进的最深刻的思想价值源泉。这个入侵，同时又带来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社会规范的扩展。我们不必叹息当今“纯洁的科学怎样出卖了灵魂，勾上了肮脏的商业和罪恶的军事”。我们需要研究科学精神怎样扩展它自己的规范，影响和左右经济、政治与社会进程，这些进程终归要导致科学精神的胜利。
三、科学的外部规范
关于科学共同体的规范，我们可以用三个三维的坐标对之进行考察：⑴ “科学共同体－－知识－－真理”三维。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讨论了这三个维度，即科学共同体为了探求真理的目标（“为科学而科学”）以增长他们的创新知识，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这是科学社会的内部规范。⑵ “科学共同体－－知识－－社会”三维。这就是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运用他们的知识创造出技术来影响世界、发展经济、建设国防从而改变社会时，科学家应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这是调节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规范。⑶ “科学共同体－－公司－－国家”三维。这就是科学共同体，运用他们的知识与技术，提高公司的经济竞争力，进行商业竞争时，对待其他竞争者以及社会和国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规范。这样的伦理规范调节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三方互动。从第⑵、第⑶种视野看科学，就是一个科学的外部规范问题。当今的科学主要是走出书斋和实验室的科学。仅仅上述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不够用了，需要进行基本科学精神的扩展研究。
在“小科学”时代，科学主要是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个人爱好。在目的上它是为科学而科学的，这时科学虽然与生产和社会客观上有着一种互动，但它们之间关系并不密切。因此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的社会应用以及一般政治问题多半采取超然的态度。“从十七世纪以后，欧洲各种科学学会就规定，在它们的会议上不允许进行关于政治、道德和神学问题的辩论”。①因此没有发展出一种科学的外部规范。但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原子弹的爆炸、卫星的上天、高科技的应用使科学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它的社会与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于是科学共同体便逐渐形成一系列科学外部规范来处理科学共同体的外部关系，在这里我们试图对这种外部规范进行整理。
首先，从目的论的观点看，新时代新阶段的科学之目的，已经不仅是为了探求真理，而且直接是为了造福人类，增进人类的福利减少人类的痛苦。如果这样定位，就不论科学家发明新技术、开办新公司、受雇于军事部门等等的个人动机如何。我们的着眼于社会以及科学社会如何给出一种制度和规范的监控促使科学家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精神气质来投身技术经济与社会生活。这样，科学家的外部行为规范便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⑴ 风险性创新精神：
科学家在探求真理上有创新精神，这是科学内部社会学。现在我们这里说的是科学应用上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科学家受雇于大工业、大农业和各种R&D实验室，不是“下放劳动”、“上山下乡”，不是起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或日常运行管理之技术人员的作用，而是为开发一种新科技而起作用的。现代世界几乎一切新技术都主要起源于科学的应用。核武以及原子能工业起源于核物理研究，基因工程起源于分子生物学，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但是旧时代的大多数科学家，并不直接参与这种技术开发，他们主要活动场所是在“象牙塔”里。而新时代的科学家，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直接参与这些技术开发的主要环节，因而技术创新或科技创新的精神必定成为科学共同体外部规范的首要原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科学理论到科学应用，或从经验发现到技术开发，有一个概念创新、设计、实现、技术检验和经济检验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由于种种原因是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所以创新过程必须要冒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因此需要风险性创新精神，作为行为规范约束和指导科学家从事科学应用和技术开发的行为。
一个非常好的说明旧时代不一定需要和新时代一定需要这种新科学精神的案例是青霉素的发现和青霉素药物的发明，为了这个发现和发明，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共同得到1945年的生物学和医学诺贝尔奖。首先来看A·弗莱明，1928年他在伦敦圣玛丽医院一间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他对天然物的杀菌或抑菌作用深感兴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青霉菌后立刻详细研究它。在以后三、四年中，他在检验霉菌提取物的作用方面做出了杰出成绩，证明它对人畜无毒性，并对它进行了浓缩，这项研究结果及时得到了发表。“但弗莱明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于辞令的人。由于没有推广的能力，因此他的这项发现几乎完全被忽视”。②作为探索自然奥秘的目的已经实现。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纯粹科学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然而科学更有为人类造福的使命。1939年H·弗洛里和E·钱恩又开始研究天然抗生素，重新发现弗莱明，并证实青霉素能浓缩与提纯。但按实用规模制备此药，存在着很大困难。1941年，弗洛里来到美国，以战争需要为有力的理由，说服美国医药工业公司出资支持他的计划。18个月后生产了足以治好200个病例的青霉素。30个月掌握了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方法。但是青霉素生物生产方法有极大困难和需要极大花费，幸而一个美国研究小组弄清了它的化学结构。当时就断定青霉素的全合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E·钱恩坚持要搞下去，在得不到牛津足够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前往意大利。在毕彻姆制药集团公司下设立青霉素研究室，钱恩出任顾问。“结果很快发现了一组带有取代侧链的新的青霉素衍生物（这就是今天我们常用的氨苄青霉素），能够注射，能够口服，并对那些能抵抗普通青霉素的细菌有效。这项研究工作每年使毕彻姆耗费约100万镑，但是新产品终于以1千万～2千万英镑的经营额被销售出去了。这是一个卓越的定向研究的实例，它要求对成果承担很大的经济风险”。①弗洛里和钱恩，他们的行为与弗莱明不同，具有新时代的对应用科学家所要求的创新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结合在一起，成为科学提高经济竞争力，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强大精神动力。现在看来，美国政府所作的将政府研究机关的科技知识产权转让给科学家以及规定大企业提成1.5%利润支持科技开发，并不是对原有科学精神的一种否定，而是为科学精神向企业创业和开发扩展作出的制度保证，以足够之风险投资，去支持科学技术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的发挥。
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技术基础是保守的。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而相对说来，传统工业的技术基础是保守的，而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只要我们想一想电脑工业的技术更新的频率是多么大，而从理论上的解决到应用上的实现之周期又是多么的短，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因此科学要应用于技术和生产以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必须创新精神。在这一方面东方的文化与教育传统比起西方例如美国的文化与教育传统差得多了。这就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十多年，美国经济之所以优胜于日本经济的根本原因。日本经济学家，纽约事务所总经理鹫山久和水野隆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风险企业是支撑美国经济的基础”，“美国风险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是由于他们承认人类有独创的价值。所以支持他们才使IPO产业（风险企业的新股票上市）繁荣起来，从而对风险企业作出贡献。而日本人就难以培养风险企业人才。日本人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为了一个人成年后进一流中学，从一流中学进一流大学，从一流大学毕业后，进一流机关、一流企业……一流衙门，（一旦如此）做父母的也好，做子女的也好，总算实现了人生的最终目标，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②这与中国人的观念何等相似。不过守旧的图保险精神决不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应用活动的精神气质，创新的冒风险精神才是科学应用的精神素质和行为规范。
⑵ 竞争性合作精神
在市场经济下，当科学应用于技术的时候，富有开发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之间必然发生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为了优先发表论文，获得发明和发现的优先荣誉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而是为了创造新的科技产品，获得专利，使雇主单位、公司或国家在效率上、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个人研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科学的研究设备变得如此复杂，绝非个人所能操控，而某一项目的研究领域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工业领域如此广泛，又非个人熟悉的单个学科所能应付。于是必须有一种合作规范跨越不同企业、不同院校甚至不同国家进行科技合作，不善于处理组织、协调科学技术社会人际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人，不能很好地推动科学的应用。时代需要的主要不是具有孤辟性格的科学家，而是具有组织天才、善于与各方面协调合作的科学家。杨振宁教授说：“今天，比如丁肇中在做的实验，他的设备就要花一亿美元。”“今天，像丁肇中，他必须是一个外交家，到世界各地去跟许多政府人士和科学家谈，这样一种现象，不可避免引起科学界自己的结构也有了一些变化，有许多科学家的工作不是在做科学的工作，而是去做社会关系的工作，甚至公关这个问题也发生了。”①这样便形成科学社会在科学应用方面的合作规范。设在日内瓦的欧洲核研究理事会建立的质子同步回旋加速器，美俄宇宙飞船太空对接，正在实行的并已基本完成的投资60亿美元的全球性合作的人体基因谱计划，就体现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的国际合作精神。
⑷ 肩负社会责任精神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爱因斯坦说“以前几代人给我们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这是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它使我们有可能生活得比以前无论哪一代人都要自由和美好。但是这份礼物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风险，它威胁着我们的生存”。②这样，科学家就不仅对自己的工作及其所在的科学共同体负有伦理义务，而且对整个社会负有道义责任。这是因为，造成科学应用（包括被滥用）后果的，有一个因果链，有自由意志的科学家的工作，是这个链条的重要环节。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可以用一言而概括之：科学家不但要做好工作，而且要做好的工作，因而科学家不但要向他所受雇的领导负责，而且要向人民和向历史负责。因此，对于某项科学的应用，科学家有责任向社会公布它是人性的、社会的和生态的后果，有责任站在社会福利的立场，影响当事人，包括政府的决策，有责任参与或宣布退出该项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有无数的例子说明科学家坚持自己的社会责任规范。例如，以爱因斯坦、罗素、鲍林为首的一大批科学家，他们成立组织，发表宣言，不断呼吁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直至限制和销毁核武器对于世界性的核裁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原子弹之父R· 奥本海默，不愿做“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冒着受中央情报局审查的危险，毅然退出氢弹试验工作。中国的马寅初先生不顾“万炮齐轰”的大批判，发表他的《新人口论》，极力主张节制生育，提高中国人口的素质。而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早在60年代便极力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使为此搞到没有什么好下场也在所不惜。
很显然，科学家行为的这些外部社会学规范，与它的内部社会学精神，是不相矛盾的，它是科学的内部规范、科学的基本精神气质在科学与社会互动中的外部表现和扩展，表现在开发新技术上的风险性创新精神，是怀疑主义的科学精神在技术上的表现与延伸，而科学应用上的竞争性合作精神是知识共享主义和世界主义科学精神的外部表现与外部延伸，至于科学家的肩负社会责任的精神则是他们的知识无私利的求真精神在科学社会后果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一旦这样来理解问题，科学与军事相结合、科学与政治相结合以及科学与商业相结合，就不是一个丧失科学精神的问题，而是将科学精神贯彻到底的问题。
四、“为科学而科学”在人类多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科学卷入了冷战，为超级大国制造新武器进行军备竞赛服务，为此大国政府给物理学家以自由研究的空间，指望他们搞出奇招来对待敌国；冷战结束后，美俄等国又突然缩减基础物理的研究经费，转向激励应用研究和民用技术的开发，促使科学为提高经济竞争力服务。美国因而在上世纪末在经济竞争力上压倒日本。许多发展中的国家也加强应用研究的转向，强调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不过这件事情被某些人作出一种奇特的理解：科学就是生产力意味着不是生产力的科学就不受重视。与此同时，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对科学的价值观念也发生极大的转变，那些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理论专业在他们的眼中，早就成为冷门，不屑一顾。而后现代的思潮的兴起，有些具有这种思潮的人们眼看着科学未能解决反而导致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而对科学的根本价值包括它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都发生怀疑。这一切都导致一个问题：在市场大潮之下，在人间烟火之中，“为科学而科学”是可能的吗？“为科学而科学”是可取的吗？现在，科学内在价值受到怀疑的时期到来了。与80年代初的“科学春天”相比，科学内在价值简直是黯然失色了。在这里，我们想用自己微弱的声音来呼喊：科学有自己的自主性。“为科学而科学是可能的”、“为科学而科学是必要的”，因为它的根源深深地埋藏于人类的根本价值体系之中。若要问人类的根本价值是什么，就要问人类有哪些根本的需要要得到满足。这种需要是多维的：人类不但有物质资料的需要（例如衣、食、住、行的需要），也不但有社会生活的需要（例如自由、权利、友谊与爱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生活上的需要。这精神生活的需要就包括着不可还原和不可替代的艺术感受的需要和求知欲望的满足。因此科学作为探索宇宙奥秘、发现社会的真谛、满足人类无止境的好奇心和对真理的追求，这种美学的、精神上的和文化上的需要或内在价值和衣食住行的需要一样，是终极的，构成有理性的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也是一种“人间烟火”，是永远不会消失和永远不应消除的，除非人类根本就堕落了。这就是科学的自主性和“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根源。还应看到，“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在人类需要的层次中，处于高层次的地位，并且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A·H·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讲的是人们的需要是一层一层地向上发展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情与归属感的需要、自尊的需要，最后的一个层次也就是最高层次便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所谓自我实现，按照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和马斯洛的理解，就是个人的才能和智力、主要是认知力、理解力与创造力的自由的全面的发挥。这样的发挥肯定要在科学的发展中求得实现。当然，我们这样讨论问题并不是要否认科学的工具价值，否认科学在促进技术开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伟大作用。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探求发挥科学工具价值时应有的精神气质。这里我们只是说科学有两种价值，一种是工具价值，一种是目的价值，二者不可缺一，后者是“为科学而科学”这种追求的根源。科学作为工具价值需要充分发挥。我们在这方面发挥得很不够；但科学作为目的价值也需要实现，在这个方面也不能忽视。人类有多元的价值体系，生存、健康与福利、社会的公平和个人的自由、真理追求和艺术享受等等都是人生价值或人生幸福的组成部分。于是“为科学而科学”的追求便有自己一席的地位。如果政府不去支持，自然也会有各种社会群体的赞助和个人自发的努力。不过代表或调节社会各种需求的政府自然不应该忽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和基础理论的发展。我们认为所谓“基础研究服从和纳入应用研究，物理学研究服从和纳入生物学研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或急功近利的策略。从根源上说应用研究以基础研究为前提，生物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理学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张志林 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杨振宁：《上穹碧落下微尘》，《杨振宁文选：读书教学再十年》，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
R.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Norman W. Storev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J. Caston, The reward System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Science.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1978.
J. Ziman, The Force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6.
S. Richards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Basil Blackwell Limited. Oxford Press. 1985.
Peter Kroes and MarTijn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BSPS. Volume 144,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日] 水野隆德：《美国经济为什么持续强劲！》，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路甬祥：《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8期。
郝柏林：《20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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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学哲学家们对美国近年科技政策转变的分析，与美国一些权威经济学家的分析基本相同。参见R·尼尔森与P·罗默《科学、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1996年3/4月号《挑战》。译文见戴尔·尼夫等主编，《知识对经济的影响》。
R·尼尔森与保罗·M·罗默写道：“工业化国家之间经帱趋同和美国近25年来经济增长放慢放在一起会使美国公众感觉到美国的经济绩效正在经受相对的衰落。这种认识改变了美国就政府在支持科学技术方面的作用进行的政策争论的性质。美国企业主导地位的丧失导致了要求采取措施增强美国企业竞争力地位的政策争论。”
“一个重要的迹象就是围绕美国政府大规模支持主要由大学从事的基础研究是否值得而展开的日趋激烈的争论。越来越多的人建议对大学研究的支持应紧盯住那些直接促进技术创新的活动和领域。”
“新技术方案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大学的作用，很多新的计划和方案直接对企业内的研究活动施加影响，而且第一次试图在联邦政府不是开发出来的产品的主要用户的领域也为此行事。”
“政府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支持也受到了攻击，有些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重大突破的私人组织－－贝尔实验室、IBM的约克城、施乐的PARC－－已经在削减这方面的支出并将资源转向能更快产生回报或成果更容易保持独占的领域。有些这样的公司正撤回它们从前对学术研究的支持。”
“越来越多原本希望选定一门学术职业的年轻科学家发现他们的道路因工作机会缺乏而被堵塞了。”（戴尔·尼夫编《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力》，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59-60页。）
② 参见路甬祥《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8期，P. 6。在同期该杂志上，还刊登了郝柏林院士《20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一文。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起步甚晚的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年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中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甚少。”关于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1980年夺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了1991年原版刊数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在SCI收集的论文中，从1981到1998，“高影响论文”总计有76998篇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技术统计资料国际标准化的研究》第2条。转引自约翰·迪金森《现代社会的科学和科学研究者》法规附录。农村读物出版社，219页。
① [英] 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24页。
① S. Richards,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1985. Basil Blackwele Ltd. Oxford press. P.109.
① 《杨振宁文选》，台北时报出版，1995年，163页。
② 约翰·齐曼：《知识的力量－－科学的社会范畴》，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第174页。
① 同上，178页。
② [日] 水野隆德《美国经济为什么持续强劲！》，华夏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9－60页。
① 杨振宁，《杨振宁文选》，台现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164页。
②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赵中立、赵宣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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