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袁翰青 /袁其采
关键词： 袁翰青，化学，化学史，科技情报我的父亲袁翰青 /袁其采
我的父亲袁翰青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化学史家，新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奠基人。他一生都在为科学事业而奋斗，直至89岁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遗嘱中，把自己用过的东西分给6个女儿作为纪念，除此之外，没有留给我们任何遗产，但是他的精神风范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在父亲百年诞辰之时，与父亲年龄相差40年的我只能用有限的笔墨、零星的片断，来表达我对他的纪念和敬意。
有机化学研究上的成就
1905年父亲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蒋家巷一户普通的人家。中学读书他选择在南通师范，因为家境，更因为这所学校是由张謇创建的成立最早的师范学校，教员中荟萃了一些知名学者。1923年南师已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当时开设实验室的中学寥寥无几。父亲对化学的兴趣开始于一堂化学实验课。实验课是在一块玻璃上面涂上蜡，蜡上刻上字；玻璃反面放个盘子，装进硫酸加少许萤石，产生氟化氢，于是蜡被融化，玻璃上面就印上了字。父亲在玻璃上写的是“努力”。这两个字镌刻在父亲的心上，体现在他的一生中。这一堂普通的实验课，也决定了父亲一生奋斗的目标。这个时期他经常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书刊，五四运动的精神影响着他，使他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抱负。他认为造成中国贫弱的原因是科学不发达，于是他和两个挚友商定毕业后分别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1925年作为南师优秀毕业生的父亲，考入清华学堂（即现在的清华大学）化学系。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放弃了一条平稳的路，选择了一条艰苦的路；由留在当地从教做普通教师，转向走科学救国之路。
1929年父亲由清华毕业，考取了由庚子赔款的退款提供奖学金的出国留学一生，赴美深造。他从师著名的有机化学家、伊利诺大学的罗杰·亚当斯教授。教授对父亲先行通过的学科考试成绩很满意，于是免去他读硕士学位，让父亲直接读博士学位，做自己的助手，进行立体有机化学研究。经过反复试验，父亲最先发现了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为此发表了三篇论文（载于1932年《美国化学会志》第54卷）、并发明了一种用于透视的西药，获得专利。这三篇论文是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因此他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称号。后来，他又研究了用冰点降低法区别立体有机物的几何异构体，他在立体化学研究上做出的贡献，受到国际化学家的关注和好评。直至今天，一些立体化学的论著中仍然记录着他的研究成果。
1951年袁翰青（右一）出访德国与德国专家座谈
1932年底父亲应邀回国任教，于次年1月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高等无机化学等，同时继续有机化学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十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1935年他荣获范霍夫科学奖（雅克比·亨利克·范霍夫是荷兰著名化学家，也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化学家）。尽管奖金微乎其微，但是获得这个奖的科学家，全世界每年只有四五位。父亲能够获此殊荣，可见他那时的研究成果很有影响。
后来，一连串工作的变动，太多的社会活动使他不得不离开了实验室，不得不中断了有机化学的研究。
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
回国后的父亲立即申请加入了成立于1932年的中国化学会。从1933年回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6年间，父亲辗转南北。先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后来1946年举家迁到北平，父亲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工系主任。这两个教学生涯中间的6年时间是在兰州度过的。1939年他被调到兰州,创建甘肃科学教育馆,兼任西北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 担任馆长的父亲在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为教育馆建立了实验室、图书馆；建立科学陈列厅，陈设标本器具，供民众参观；他将甘肃科学教育馆定位为普及民众的科学教育。1943年他热情接待了到西北考察的李约瑟博士等一行人，并邀请李约瑟在馆里做“国际生物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还聘请了美国青霉素专家来这里做有关盘尼西林的学术报告，父亲亲自做现场翻译。1944年父亲负责筹办首次在兰州举行的全国化学联合年会。会上邀请曾昭抡、张洪沅、高济宇等专家做了12场科普性的专题报告。虽然，“科普”这个词到1949年才开始使用。但是甘肃科教馆的工作本身就已经具有了进行科普教育、改善西北地区教育落后的意义；父亲也是由此开始了发展我国科普事业的历程。
1955年3月，袁翰青（前排左三）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同仁合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父亲的工作因此频繁调动。1949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负责该局的筹建工作。从规划机构，遴选人选，直到确定科普工作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他领导科普局举办了各种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的科学展览，创办了刊物《科学普及通讯》，制作科普幻灯发行到全国的基层单位，组建了一支科普实验工作队到太行山老区巡回宣传。科普局的这段工作为我国科普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科普名家章道义、郑文光、郭以实等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在章道义先生主编的《中国科普名家名作》“中国科普一个世纪的简要回顾”中写到：“袁翰青、高士其等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参照苏联组建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做法，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协会）”。大约在1950年左右，父亲还在《田家半月报》上写文章，为全国三亿五千万农民向科学界呼吁“科学下乡”。科普协会全国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即举行了一千六百多次讲演，这其中也有父亲的身影。身为科普协会常委兼第一副秘书长的父亲受命主持协会的日常工作，他常常是在星期日放弃了休息去做科普报告。那时候周末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几乎没有带年幼的我们去过公园。工作、开会、写作、看书，可以说是他生活的全部。在新中国的科普事业中，父亲是一位开拓者，也是一个辛勤的耕耘者。他热衷科普创作，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埋头创作，在《光明日报》、《新观察》上发表了很多科普文章，如“含镍白铜”、“原子能的故事”；出版了《溶液》、《糖的故事》、《铜的故事》等科普著作。直到晚年，年老体衰，仍然笔耕不辍。
潜心于化学史的研究
父亲是中国化学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实践者。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注重积累研究史料。建国以后，他的学术活动转向化学史的研究。1952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在高等学校中他第一个将化学史作为一门学年课来教授。为了教好这门课，他广泛查阅古代典籍，搜集有关资料，并进行考证、整理、研究。他对我国古代陶器的发明制造、铜器的冶炼、酿酒的起源和发展、豆腐的起源、制糖的历史等都做过周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1954年，中国化学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化学史讨论会”。父亲作为这次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就我国化学史研究概况、炼丹术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并在《新华月报》上撰写了“研究化学史的几个问题”。1956年他出版了个人学术专集《中国化学史论文集》。著名化学史家赵匡华先生评价这部书“对中国古代化学史的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这部融入父亲多年心血的著作，包括同期创作的科普著作都是父亲在夜深人静时潜心完成的，很多时候睡房外边的那盏台灯陪伴着父亲亮到了夜半，甚至是天明。1964年父亲又在《化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综述，反映了自1956年之后七年来我国化学史研究工作的进展。为了事实的真实可靠、确凿无误，这篇仅16000字的综述，查阅的文献资料就有115篇之多。无论著书、教学还是其他工作，他一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父亲还搜集了有关世界化学发展史的大量珍贵资料，研究整理出来，作为化学史课程的第二学期教学课程，并计划写一部世界化学发展史专著。可是无情的政治运动和病魔使他最终没能如愿。
1955年当选学部委员
1951年国家把科普工作移交给科普协会，原来的科普局与文物局合并。于是父亲又被调到商务印书馆担任总编辑,编审部主任。《商务印书馆大事记》1952年的条目下写着，“出版部由沪迁京，与编审部合并，由袁翰青、戴孝侯主持”，“受教育部委托出版高等教育试用教材”。从1952年到1955年，三年短暂的时间里,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父亲倾入了汗水和心血。
1955年，父亲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奉命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担任秘书长。在幸存下来的一本1955年的笔记本里，我看到，8月15日，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与父亲谈话确定了他的这项工作之后，第二天父亲就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几个月里父亲乘火车奔波于北京、西安和兰州之间。他负责规划编制人员，预算各项开支，找设计公司修改图纸。他草拟了西北分院筹建决议和方案，制订了西北分院15年远景计划。在此期间，父亲还利用晚间继续着化学史论文集的创作。超负荷的工作下，父亲得了高血压，患肾炎多年的母亲此时在北京病重住进了医院。工作难以脱身的父亲，匆忙回到北京，两天后喘息未定，又赶赴西北，直到完成西北分院的筹建任务。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奠基人
1956年，周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报告中，把建立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机构作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一项重点工程。于是，父亲又被委派负责筹建科学情报研究所，做代理所长。
该所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及时搜集研究、报道并传播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和最新成果；翻译出版国外科技书刊资料等。完成这些任务的首要问题是人员的配备。克服了白手起家的重重困难，父亲从全国招聘了一些拥有专业知识并掌握外语的人才作为所里的工作人员。在《竺可桢日记》上，我看到已故的科学院副院长竺老1956年10月9日的记录：“午后3点，至院开院务会。讨论成立情报所。经3 个月的筹备时期，经袁翰青、曹日昌的努力，已在上海等处张罗158人，在朝内大街137 号中院东西两楼1800平方米地方。本年出《机械制造文献》半月刊、《科学新闻》半月刊。1957年加《世界化学论文索引》月刊及《冶金》、《物理》、《力学》3种文献月刊。”竺老为后人真实记录下父亲等人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为该所的成立所做的具体工作。1990年父亲诞辰85周年纪念会上钱伟长先生说，袁翰青在科技情报事业的初期花费了很多心血，为情报所搞到了美国政府的AD报告（美国国防武装部队技术情报局的简称）等一批文献，这对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起了很大作用。后来父亲一直在情报所工作直到生命结束。他积极研究文献情报学， 1962年科技大学所用的“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讲义”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他编写的；他参与了英国李约瑟先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翻译工作，翻译了《只有一个地球》。在“文革”中间恢复工作之后，他审阅翻译的各种文献卡片更是不计其数。
共和国初期，父亲的社会任职也很多:从第一届全国政协开始,一直是委员,1955年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他连续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16至20届常务理事，兼任理事会秘书长；他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首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兼第一副秘书长；他还先后为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理事、秘书长；还在中华民主青年联合会任中央执委，以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追求进步的民主战士
父亲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热爱青年，关注国家的命运，一生追求真理和进步。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科学家、社会活动家。1945年他在兰州就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1946年他参加了革命团体“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繁忙的教学之外，父亲积极热情地投身于爱国的政治运动中。1946年沈崇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起草了措辞尖锐的抗暴宣言（《致司徒雷登大使抗议书》），并联合学校四十多位教授签名抗议；1947 年，费青教授和父亲组织发表了13教授宣言（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与军调部的中共代表有过来往的著名人士。他掩护爱国学生住在家里，为他们投奔解放区提供方便。他的名字也曾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名单，一度不能住在家里，只好在沙滩北京大学教学楼内藏身。
194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个镜头：3月29日，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教授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毅然来到北大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参加纪念黄花冈先烈大会，做反对伪国大讲演（伪国大，即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制造分裂而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纪念会有数千学生参加，两三千警察架着机枪包围了会场。袁翰青在讲演中说，我一个知识分子，认识了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决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坚决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新的中国而努力。许多年之后，曾在民主广场聆听过父亲演讲的学子，还常常回忆起父亲的讲话，回忆起那一天在如雷的掌声中，在学生的簇拥下，面对机枪临危不惧的三教授演讲后伴随着响彻云霄的歌声走出会场的感人情景。在积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活动中，父亲爱憎分明，他被尊为“北大三大民主教授”之一。
1949年 1月14日，傅作义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宴请十多位教授，就和平解放北平请教授坦诚陈述意见。九三出席的有父亲和黄国璋，徐悲鸿、王铁崖等教授也到会。大家一致主张和平解放北平。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把东单广场开辟为临时飞机场，拉拢知名人士去南京。父亲接受了北平地下党的重托，劝留一些知名教授相信共产党，不要离开北平，其中有朱光潜、贺麟等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在新北大的第一届领导班子——由23人担任的校务委员会中，父亲也是其中的常委。在那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年代，党的关怀、革命的浪潮激励着父亲，他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命运，站在斗争的前列。这段历史是光荣而难忘的。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因此定为1946年。
逆境中矢志不渝
父亲上嘴唇的斜上方有一道疤痕，那是小时候玩耍跌倒后划破留下的。少年时,家乡的一个算命先生劝他蓄起胡子，说这样才能躲过中年的灾祸。父亲一笑了之，终生都没有留胡子。但是不幸和灾难偏偏在中年降临到他的头上。先是1956年母亲因长年肾炎医治无效告别人世；紧接着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性格耿直、不谙“阳谋” 的父亲不过说了几句肺腑之言，就被打为右派，从此，地位一落千丈，降职降薪，门前冷落鞍马稀。那一年他52岁。1959年他名列首批摘帽右派之中，见诸报端。名为摘帽右派其实不过是换了顶四个字的帽子而已。反右斗争后他在科技情报所文献馆工作，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他所遭受的疏远、冷落和歧视，可想而知。但是，父亲在那种政治氛围下，在艰难的时日里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后来才知道，1958年背着沉重右派包袱的父亲写出了《氟的工业制造技术》和《硼烷的制备》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我国当时打破国际封锁，研制核武器起了一定作用。多年后，他说：“书上虽然没有署我这个右派名字，但书的价值是不可改变的。”反右后，他还写了《徐光启——晚明一位杰出的科学工作组织者、宣传者兼实践者》，于1962年4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他还在完成了《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后又继续写作一部《中国化学史》，呕心沥血多少个寒暑。万没有料到文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从此这部饱含着父亲多年心血的书稿荡然无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他再遭劫难。顶着“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轮番批斗，被军管会隔离审查，被送到河南信阳罗山县劳动改造。同无数对国家对社会有很多贡献的学者专家一样，丧失尊严，受尽屈辱。1969年5月到1971年底他在干校劳动。最近，翻看了他在这几年简单的日记,我才知道，干校近三年里，他放牛，喂猪，挖塘泥，修田埂，挠秧、插秧，参加一天 18个小时的割麦大会战。同时还要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而今60岁的我真的难以想象一个65岁的老人何以有如此顽强的毅力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动和这些沉重的压力。1972年他重返北京，继续在情报所上班。那时的情报所已经搬迁到和平里。往返于东四头条的住家与和平里之间，为了准时赶到所里，父亲每天很早起床上路。年已68岁的父亲几经磨难，仍旧精神矍铄，壮心不已，他为所里专利馆审译英文法文的大量卡片，还着手自学日文。
这期间他不可能自由思考创作。 1974年他译著了联合国编印的环境科学名著《只有一个地球》，没有署上他的名字；同年，他受命翻译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内部发行。为了翻译上的准确无误，他去图书馆阅读书籍，查资料，常常是废寝忘食。微薄的薪酬、政治上的重压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事业的热爱和执著。
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予以彻底平反（1985年又做了补充）。历史终于对他做出公正的评价。从反右到1979年，整整22年。22年对于一个以事业为重的知识分子来说，正是他一生中为社会贡献力量的最可宝贵的光阴。
晚年身残志坚
1975年父亲曾经对我们说，他考虑写《近代化学史话》，写《立体化学》。谁料4月23日他病倒了，突发性的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按常理，一个右手右腿再难以正常活动的70岁老人，这时候真应该歇歇了，应该想想如何保养身体，如何颐养天年。但是父亲想的全然不是这些。1977年立春前，他在梦中与同学少年游万里桥，之后写了一首七律“自嘲”。这首诗我请人书写装裱后悬挂在家中，是对父亲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激励。全诗是这样的：“寿考年华水样过，返童惊醒笑南柯。掌珠浪击成砖石，绛帐烟飞岂梦魔。沧海几经陈迹在，欧风雨栉征尘多，翰墨愧惭迷后学，青春虚度惜残波。”短短56个字里有对历史的回顾，有自省，有自谦，更有着自我鞭策。一位年过70岁的老人还要抓紧岁月的残波，多做点事情。
半身不遂之后的父亲坚持要看书、思考、写作。靠着坚强的意志，或是自己左手书写，或是口述请人代笔， 他在《北京晚报》 “百家言”专栏发表了《“科学”“技术”两词溯源》、《诺贝尔遗嘱和诺贝尔奖》、《漫谈X射线》、《马和发现氧气的问题》等多篇短文；还陆续在《百科知识》、《化学通报》等杂志发表了有关化学史料方面以及漫谈科技情报工作等方面的文章几十篇。
一生酷爱读书买书的父亲，从不讲究吃喝穿戴。一件衣服洗得褪了颜色，一副眼镜戴了几十年，也不张罗添置新的。他把有限的工资很多用在购买图书报刊上。他看书写文章的时候全神贯注近乎痴迷，我们在他的近旁说笑、看电视，他竟能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完全沉浸在眼前书稿的世界里。
除了看书写作，他还常常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去图书馆查资料，去探访好友，或是参加各种会议：九三、政协、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科协大会、化学会、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情报学会等。1981年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去世，9月9日见报，事隔不到半个月父亲就在查询了有关资料之后写出《汤川秀树和介子论》，投稿《光明日报》，10月23日发表。他曾经拖着病体上台讲化学史；1982年他还在助手帮助下乘火车去南京参加科学院南京分院大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化学界的四老：杨石先、柳大纲、戴安邦、袁翰青主动提出不再做学会领导，把常务理事让位于年富力强的同志。
1985年在中国化学会为袁翰青（左二）、邢其毅、蒋明谦、陈光旭四教授从事化学教育工作50周年举办的庆祝活动上
1983年对父亲来说是不寻常的，78岁的他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后来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就在这一年的10月，生活一贯朴素的父亲为母校南通师范捐款5000元，用来表示对母校和南通市小学教育的一点资助。5000元，在今天看来区区小数，微不足道，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父亲几年中的微薄积蓄。在给南通师范的信中，他写道：“我已近八旬，五十余年前由南通师范学校毕业，母校对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是我一生从事科学事业的良好基础……”
记得“文革”期间父亲曾经把苏东坡的一句诗“事如春梦了无痕”改为“事非春梦岂无痕”，改动的两个字可谓意味深长。但是父亲完全没有陷入对“反右”、“文革”遭受屈辱的痛苦回忆中，一心专注于事业的父亲无暇提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写下过这样的话，“我虽已垂暮之年，但为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仍要发挥余热，尽量多做些事情。”
抱着这个信念,上世纪80年代父亲在《化学教育》等杂志上陆续介绍了26位世界著名化学家，拉瓦锡、道尔顿、门捷列夫……1988年他重新参与审译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一年完成五十多万字，这本书终于正式出版；1989年6月出版了《化学重要史实》。该书曾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后来再版。这本书是请应礼文同志协助完成的，身体衰弱的父亲此时体力不支，完全难以用左手执笔了。为了图书的真实可靠、图文并茂，他自费翻拍了书中所需要的所有科学家的照片，并写信给远在海外的朋友请他们寄来很珍贵的照片，如居里夫人和中国留学生施士元的合影，居里夫人女儿、女婿与钱三强的合影。他对事业的严谨、认真贯穿终生。
患病后19年里他曾几次旧病复发，住进医院。但是疾病带给他的一次次警告，都没有终止他继续多做些事情的步伐。父亲晚年著作《化学重要史实》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几乎没有例外，伟大的化学家都特别具有一种令人羡慕和尊敬的个人品质。”这段话应该说也是对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永远记着那一天、那一刻—— 1994年3月2日下午四时许，父亲躺在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一张白色的病床上，劳累一生的他永远地安息了。当时，一阵暖风吹进窗户，掀动着窗帘，仿佛父亲的灵魂也随之飘向窗外，升入了天国。
2005年第10期《人物》杂志
Trackback
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3844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