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局的影响*
李玉尚
原刊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2004年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传染病对战争和军队的影响
三、 传染病对战区民众的影响
四、 鼠疫、霍乱与战区人口
五、 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战争中传染病的流行对于战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早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1]。历史学家近些年来的相关研究也在深入探讨传染病与中国历史时期战争之间的关系。如张嘉凤最近的研究揭示出满洲在征服部族、朝鲜和明朝的军事活动中，由于采取许多预防措施，防止了天花在军队中的传播，最终获得了胜利[2]。巫仁恕在抗日战争后期的疫情与疫政的研究中，揭示了武汉保卫战中疟疾对战役的影响[3]。军事医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战争中的特殊人群——军队。实际上，战争中的传染病不仅影响到军队和战役，还对战区甚至是非战区的民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正如普林真（Friedrich Prinzing）所说：「传染病，不仅折磨着发动战争的国家，而且还随着战俘、返乡的士兵和其它方面，侵入胜利者国土，可能遍布在大片的领土上。」[4]中国的经验同样如此。曹树基在明末鼠疫的研究当中，指出「军队的征战不断将疫情沿途传播，形成明末鼠疫扩散的动力之一」[5]。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区的军事活动和人口究竟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又是如何发生作用？从1950年代开始，大陆医史学家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疾病与医疗史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6]。他们对太平天国史的贡献主要在于「复原」太平天国军队和清军中的医疗体系。研究表明，太平天国军中医疗系统是比较完善的。太平军中疫病的「少见」，适与清军中的疾疫流行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清军腐败的明证。医史学家的这些研究主要停留在医疗制度层面，对于太平天国战争中各军队中军人的染病细节则并未涉及，因而无法了解传染病流行对于太平天国军队和战役的具体影响。[7]
一般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对于战区人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有的学者给出了估算数字，如葛剑雄和曹树基的研究表明，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场战争中大约减少了7000万人口[8]。对于如此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认为，「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很大」[9]。民间百姓则把原因归结为瘟疫盛行，如皖南花鼓戏「唐老三下江南」有这样的唱词：「昨日里无事去把集赶，耳听得众人等讲一遍……江南人儿发瘟死，全都是客家人种庄田。」[10]就是在华南地区，也有类似的传说，如广东蕉岭县老人们说：「战时许多人死于瘟疫。」[11]这些口碑传说，反映了传染病对战区人口的影响。
战争中传染病所杀害的人口，远比战斗来得多。然而，这一军事医学史家的共识，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或者仍是一个谜[12]，或者否认这一共识，认为传染病对于战区人口不起决定作用[13]。本文的目的并不限于仅仅再次揭示传染病对于太平天国战区人口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是进一步探讨在太平天国战区这一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到底是哪些传染病深刻地影响了战区的人口，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战区人口。在同时期云南的回民战争中，根据当地人的观察和人口数字推算，战争中鼠疫死亡人口远大于其它各种死亡原因。李玉尚和曹树基据此推论：「19世纪中叶，中国云南、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战争中的瘟疫、饥荒，造成了中国1亿人口的死亡。从云南、皖南的情况看，死亡人口的大部分死于瘟疫，而非其它原因。」[14]云南存在着鼠疫自然疫源地，战争引起鼠疫的扩大流行，从而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易于理解。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用云南的例子来推论太平天国战区并不合适，对于太平天国战区的传染病史的研究更需要进一步加强。谢高潮指出，同治初年苏浙皖交界地区的疫灾包括疟疾、伤寒、痢疾以及古典型霍乱(Classical Biotype Cholera)等多种疾病。[15]尽管这一研究深化了太平天国战争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但对于该地常见的传染病以及古典生物型霍乱对于战役和军队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仍未能完全揭示。因而对于战争中传染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具体原因，还需要做一阐释，并从发生学上去揭示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的主因，也为解释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大起大落」的现象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总之，本文通过对于太平天国史料的重新发掘和解读，从传染病流行的角度，重新审视太平天国军事史，并进一步揭示战争中的传染病流行机制，对于战区人口的大量死亡，作出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说明，以期更为全面，更为深刻地理解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所包涵的那种可以称为「天生的悲剧」的内核。
二、传染病对战争和军队的影响
在19世纪以前的战争中，军人死亡的主因是疾病。国外公认因病死亡与战斗死亡的比例是4：1，许多战争常常超过这一比例。一些重要的传染病，如斑疹伤寒、痢疾、伤寒、古典型霍乱、鼠疫、天花等，在19世纪末以前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时对战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6]
战时军队的疾病减员(即因疾病导致士兵不能进行正常的军事活动)具有地区性特征。欲对太平天国战区中军队疾病构成有一个初步的了解，1951-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部队发病率可供我们参考，其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南京军区1951-1956年部队发病率（‰）
年份 传染病 伤寒副伤寒 流脑 痢疾 乙脑 疟疾 食物中毒 1951 81.09 0.19 0.12 18.28 0.03 54.94 5.02 1952 79.69 0.09 0.04 16.09 0.02 53.94 8.53 1953 51.21 0.18 0.03 10.93 0.02 27.07 9.23 1954 77.45 0.10 0.01 20.19 0.01 47.69 6.51 1955 78.00 0.05 0.03 25.7 0.02 42.19 5.75 1956 57.25 0.05 0.05 24.79 0.02 25.03 4.84<> <><> <><> <><> <><> <><>
资料来源：石文光，《南京军区卫生工作40年（1949-1989）》(内部印行本)，页107。
据表1，在1951-1956年南京军区部队发病率统计中，痢疾和疟疾的平时发病率远远高于其它疾病，成为平时疾病减员的最主要的疾病因素。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疟疾和痢疾的发病最高，因此，部队中的疾病构成与该地居民中的疾病构成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从战区流行的疾病去推测军队中发生的疾病种类。
20世纪中叶南京军区的军事医学资料，除了为我们了解历史时期该地区军队疾病构成提供参考之外，还提醒我们注意军队中士兵的来源与发病率的关系。如1949年北方部队渡江南下，南京军区全区部队疟疾发病率为400‰，其中江南部队为600‰，个别部队高过800‰。渡江部队感染其它常见病也十分严重，1949年丝虫病感染率一般在20‰-50‰，血吸虫病达到300‰-500‰。[17]从1949年的例子可以看出，当一个地区的军队进入陌生地区时，其发病率会有很大的提高。
最初的太平军由广西桂平、武定、贵县、平南等地的贫苦农民组成，在进攻桂林时，人数有五六千。进入湘南时，又有五万多人加入，这些人成为后来席卷江南以至北伐、西征的主力军。天京事变后，太平军从江西和安徽招募数十万人入伍。咸丰十一年，又在湖北兴国、大冶、鄂城等地招收三十万人，这批军队后进入浙江作战。湘军最初的将领和士兵主要来自湘乡，在战争中还不断从湖南补充兵源。如同治二年，围困南京的湘军，「每营已病故者百余名不等，业已设法往湖南招募添补」。[18]清朝的主要军事力量——绿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也从外省征调额兵。[19]江南大营军队，就是由从广西一直追击太平军至南京的绿营军队组成。李鸿章的军队，最初来自安庆，以后又在江淮、湖南招募军队。自桂、湘、鄂、皖、赣的军队进行跨省区军事移动，进入新环境的士兵极易感染当地常见病。咸丰八年进入江西建昌府的曾国藩军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咸丰八年，曾国藩派「定营」、「宝营」和「楚勇」进入江西建昌府，来自外省军队感患疫病极重。在一封家书里，曾国藩描述了军队中的患病情况：「营中勇夫病者极多，张（凯章）军之不能从行，建昌养病者至八百人之多，萧（浚川）军亦复不少，吴翔冈所带千三百人病者至四百人，建昌知府、知县皆病，委员中病者亦层见迭出。」[20]在向福建进军途中又有疾病发生，「此间张凯章于廿四日拔营，初六日始入杉关，度关后勇夫又病百余，前留病者八百余人，在建昌调养拔营后，又病者三百余，吴翔冈营病亦极多，印渠楚勇病者至十之八，死者五百有奇，顷自新城拔回建抚调养，不复成军，实无良法治之」[21]。在给郭筠仙的信中，曾国藩提及到部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张凯章所部三千七百人，病者千零数十，吴翔冈所部千三百人，病者四百有奇，刘印渠所部四千人，病者千余，故者将近五百」[22]，这些数字涉及的是军事机密，不会有所夸大或者缩小。据此，三支军队发病率分别为273‰、308‰和250‰，刘印渠部队的个案死亡率近50%。又是何种疾病导致了如何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曾国藩云，张萧各军，「半系疟疫」[23]。痢疾也当有发生，在给萧浚川的信中，他提醒要注意军队饮水卫生：「军行以来，泉甘洁为最难得之境，章在资福桥泉水清美，营中病者立见痊愈数十人，未病者即不复发。……其无活水清泉之处，不可驻也。」[24]
从当时行军书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同治年间，为数众多的将领并未意识到军队中防疫事务的重要，即使是意识到了，也并无良法进行处理[25]，因而军队中传染病发病率相当高。在1950年代的科学实验中，利用中医中药治疗疟疾、细菌性痢疾及其它常见急性传染病有相当明显的疗效[26]。不过从文献的记载来看，现代看来简单易治的疟疾和痢疾在当时却很难治疗。王诰在给金逸亭的一封信中提到，他「于前月初偶感风寒，变为痁疟」，医者「惟清脾、截疟等剂与服」，其效果却并不明显，而且还有很大的副作用。一个月后，他的病情加重，他将原因归于「此间医士绝陋，杂药乱投，不能奏效」。他认为「营中人材汇萃，当有精于此道者」，故而请金逸亭派军中医生前来[27]。从徐佩瓀的记载中也可证明，其兄「前因患疟告假回寓，迄已多日尚未痊可」[28]。肠道传染病也并不是能够轻易治好的，同治四年八月三十日，钱裕「患清泻呕逆，似是霍乱」，延医治之，「泻仍未止」。九月一日，邵子龄之母「昨晚病故，云似起霍乱(笔者按此指肠胃传染病，非特指古典型霍乱)，医者饮以西瓜汁二碗，脉遂服，他医虽用回阳之剂，亦无及矣」[29]。江南地区主要流行的阿米巴痢疾，这种痢疾病死率并不高；细菌性痢疾虽然发生少，但病死率高，一般为20%左右。[30]江南地区疟疾主要是良性的三日疟和四日疟，病死率低，但战争条件下其病死率会增高。
战争中来自他地的士兵体质下降，传染病的危害加强，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会有很大的提高，但刘印渠军队个案死亡率如此之高，不大可能完全由疟疾和痢疾引起，可能是军队感染了一种病死率相当高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实无良法治之」，故而「死者五百有奇」。
疾疫流行使曾国藩对于战局做了重新估计，他说：「贼之死于饥饿，死于疾疫者，沿途狼藉。官军病者亦极多……死丧之威，不寒而栗，此鄙人从军以来所未历之景象也。俟冬令气敛，或当以次痊愈，闽贼势将极散漫，气已衰落。现派张军由杉关入，萧军由广昌石城入。倘病卒渐愈，闽事或尚易于勾当。」[31]从入赣、闽之师的大量染病中，他注意到军队进入陌生地区，往往会遇到的可怕的传染病，在给李迪庵的一封信中，他就提到：「不知湘勇至舍予以北，尚服水土否？无疾疫否？此间入闽之师病者甚多，极焦灼也。」[32]
咸丰十年之前，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是湖广、江西和南京。上述江西建昌府的例子已可证明传染病对于战役和军队的影响。咸丰十年之后，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转移到皖南、浙江和江苏。咸丰十年秋，太平军开始第二次西征。由于受湘军阻截，杨辅清部和李世贤部未能进入湖北，李秀成部于第二年六月九日才进入湖北境内，后来又撤回浙江。从上游合围湖北计划的失败，使得安庆局势日益危急。五至八月间，太平军进行了四次大的进攻，但均告失利，安庆终于九月五日被湘军攻陷[33]。从军事医学的角度来看，第二次西征发生在双方军队疫病发生较少时节，因而传染病对战争影响并不大。太平天国战争中对军队影响甚大的疟疾和痢疾，虽然全年均可发病，但以夏秋为主。春冬两季军队多发生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性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34]。从文献记载来看，和夏秋两季相比，春冬两季流行的传染病对军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如南京的湘军，「入秋后，病勇当渐瘥」[35]。因而，当双方军队因发生大规模传染病流行而造成军队大量疾病减员之后，战争往往进入间歇期；待秋冬季到来之后，开始谋划新的战斗；如果双方在传染病多发时节采取军事行动，他们不得不面对传染病流行带来的损兵折将。
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坐镇安庆，策划进攻南京。利用疫病少发的冬季，湘军开始休整队伍，招募新勇。第二年春，湘军分十路对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军占领地发动全面攻势。经过休整的湘军战斗力很强，「该司从前进兵时勇力强壮，尚能战守」[36]。由于战争进行的相当顺利，时人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同治二年曾国藩在给金竹虔的一封信中，也说：「自辛酉秋至壬戌夏，军事颇顺，论者以为廓清有期。」然而，同治元年七月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逮六月间秦中回变，多军西行。七月以后大疫，以后大疫遍作，士卒十丧四五。自是贼氛弥炽，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37]。在翌年给刘霞仙的信中，他对同治元年秋天开始的疾疫仍然心有余悸，他说：「去年春夏事机颇顺，秋冬以来，奇险环生，至今尚在惊涛骇浪之中，尤可痛者，疾疫物故万有余人，其中良将循吏有裨时艰者，勋折十余人。」[38]这次疾疫来势汹汹，原来是古典型霍乱开始肆虐。
先来看同治元年在皖南和南京战场上湘军的情况。在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描述了这年皖南传染病流行对军队和战争的影响：
大江南岸各军疫疾盛行，臣于八月二十九日附片具奏在案。近日秋气已深，而疾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皆厉疫繁兴，死亡相继。鲍超一军，据初二日开单禀报，除已痊外，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其军中著名将领如黄庆伍、华瀚等先后物故。鲍超亦染病甚重，合营将领因其关系至大，一面禀明臣处，一面用舟送鲍超至芜湖养病。张运兰一军驻扎太平、旌德等处，病者尤多，即求一缮案之书职、送信之夫役亦难其人。张运兰送其弟之木亲至祈门，亦自患病，尚难回营。皖南道姚体备至岭外查阅一次，归即染病不起。臣派营务处四品卿衔甘晋至宁国一行，现亦染病回省。杨岳斌自扬州归来，亦抱重病。天降大戾，近也罕闻，恶耗频来，心胆俱碎。若仆再犯金陵、微州，恐病者太多，战守皆无把握。[39]
在南京也有类似的情形，「不意夏秋以后疾疫流行，每营病故八九十名，勇病日多，其无病者不过一二成队。似此光景，不惟难以制贼，即自守亦无把握」。不仅大量士兵染疫，湘军将领和地方官吏死亡甚多，曾国藩说：「本年夏秋以来，疾疫繁兴，数百里内军营将士，地方官吏，婴疾辄殒，殆以万计。其中功绩卓著，未竟所用，遽至徂谢者有九十六员名之多。」[40]疫病传染极速，湘军各股军队普遍染疫，各军无法相互持援，曾国藩对此极为忧虑，他在一份奏折中提及：「鲍超军士疾病死亡相藉，势不能速离宁国，且恐为伪侍王等牵制，或为伪忠王横截其间，与金陵隔绝。该司深入危地，不可孤立无援，倘贼环至，亟肆疲我，病军不能御强寇，南岸别无援师，支持日久，何堪设想！」为应付这种危急局面，他请求「奏调多隆阿折回，渡江会剿，俾军心有可指望」[41]。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同治元年的疫病流行使湘军失去了战斗力，由此出现「战守皆无把握」的不利局面。这个时候，正是太平军发动反攻，消灭皖南和南京的湘军，进而收复安庆，扭转岌岌可危的战局的绝好时机。然而，在南京和句容的太平军也发生了严重的疫病流行。由于军队发生传染病属于机密，故而甚至连清廷和曾国藩也并不清楚太平军中是否有疫病流行，只能从「各军营疫气传染若此之甚，居民间亦不少」中，推测「谅贼匪亦难幸免」[42]。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清军截获的一份太平天国文书，透露了太平军中疫病流行情况，这份文书登载在同治元年8月21日的《上海新报》上，内称：「况上游残妖十分利害，昨由四州调回天京官兵，在上游一带失落不少，病者亦多，一时难以御敌，均填老馆守城，现奉大王旨意，苏城务要加意坚守，万不可稍有疏虞，……又闻江南句容一带，贼匪大发瘟疫，死者甚多。」从周边地区调回的士兵，逃跑和病者甚多，故而只能「均填老馆守城」，由此可见，守卫南京的太平军不仅无力进攻已经受到疫病致命打击的湘军，而且还要从各地调兵，拱卫南京的安全。
镇守苏州的李秀成，因掌握军队甚众，故而洪秀全多次严诏，令其带兵入南京，补充因病减员的士兵。李秀成迟迟未能动身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江浙各路太平军发生传染病流行。同治元年，苏州有剧烈的古典型霍乱流行，有记载称：「贼禁食西瓜。夏秋之交，大瘟疫，忠酋书记某食西瓜后染瘟疫死，故禁食之。」[43]驻守各地的其它军队也有疫病发生，甚至到了无法坚守的地步。如在八月，清军截获了一份镇守嘉定城之太平军首领给李秀成去的一份文书，《上海新报》登载了这份文书的大体内容，据云：「奉令来守嘉定，已经数月，无不尽力坚守，但现在各馆新旧兄弟自前月至今，病故不少，尚有病缠者更多，每日出师，兄弟甚寮，诚恐西兵大队进攻，实难御敌，请伪忠王之子索商忠王，若无按兵可发，即请准其退守苏城，再为设法。」[44]实际上，太平天国占领区传染病流行都相当严重。同治元年闰八月间的一份记载称：「各处贼疮痍及瘟疫大发，死者无算，并战死头目亦无计，又各庙神佛显圣，贼祈禳之，无效。」[45]太平军本来是禁止神佛之类的信仰的，此时将领们因为相信它们能显圣，故「祈禳之」，反映出对此疫的无奈。同年12月13日的《北华捷报》也认为：「就道地的太平军人数而言，他们的力量一直为人所过于夸大，而且目前，由于不断的战斗以及本年夏季因发生霍乱（按：原文为『serious diseases』，笔者以为该疾病就是霍乱）这种致命的疾病所造成的死亡，太平军的战斗人员及其首领的数目，已比去年大为减少。」[46]
在天王的严诏之下，各路军队纷集南京。太平军似乎知道了湘军中疫病流行严重，故而分几路向湘军发起了进攻。曾国藩对此甚为忧虑，他在八月份的一份奏折中分析了战争的局势，他说：「又据左宗棠咨，伪侍王将由浙境赴援金陵，自宁国、广德决战而往，郡贼将萃于皖南，而鲍超营中疾疫大作，勇夫病者万余人，死者数十人，颖运兰、朱品隆、良义训各军六千人，而病其六七。张运兰之胞弟张运桂亦已病故，即去腊坚守徽州，苦战得全也。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逾万数，……左宗棠军中病者过半，每次出队不满五成。若秋间有大股恶战，深恐羸卒不足御强寇。」[47]九月十二日，曾国藩上奏了另一份军情，内云：
李秀成率十余万贼更番猛扑雨花台营盘，自闰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初六，昼夜不息，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并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曾国荃于二十九日至九月初伤……又据蒋益澧来禀，伪侍王李世贤于前月十四日带贼三四万由浙赴援金陵，我军以病余之卒苦守十六日夜，疲乏已极，若再添侍逆一股，殊恐难支。此金陵之可虑也。黄、胡诸逆之窜犯宁国者，自前月二十日我军小挫后，未遽攻扑郡城，盘踞于庙埠、仰贤圩、油榨沟、新河庄等处，绵亘近百里。叠据逃出及捕获匪党供称，该逆不得逞于宁国，决计绕窜南陵、青阳，上犯江西。目下各营病勇未痊，缺额未补，即能竭力保守宁郡，而无陆师驻防，该逆若由间道上趋，不能分兵堵截。此宁国之可虑也。[48]
尽管湘军和左宗棠军队中疾疫流行严重，但战争并没有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却进入了相持阶段。上面的论述已经指出，其原因在于太平军中也发生了相当剧烈的传染病流行，从而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1863年《北华捷报》在对上一年的回顾中，这样评论道：「这时（1862年），极为酷热的暑期已告开始，一连串的疾病与死亡也随这俱来……这年传染病流行这盛是前所未见的，且与在外国侨民界中一样，霍乱与痢疾也在本地人中蔓延着。这种疾病的流行并不限于这一个地区，凡是太平军占有优势的各省，也受到同样的损害。」因此，传染病流行使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种使人苦恼的暑热与疾病的影响是如此巨大，致使双方不得不连续休战几个月的功夫。」[49]徐佩瓀也说：「同治元年，金陵疫气大作，相持而已」[50]。当天气渐渐寒冷，疫气逐渐消失后，在各地调来的救援军队的配合下，湘军又夺回了战争的主动权。未带冬衣、缺兵少粮的太平军救援南京部队，面对着「缩营自保」的湘军，不得不主动撤退。
李秀成因同治元年救围不成，被洪秀全「严责革爵」。为救援南京，不得不在皖北作战，但处处受阻，至同治二年五月间，他被迫返回南京（此句似乎可以不要）。趁李秀成北上之际，「常胜军」和李鸿章领导的「淮军」开始进攻苏南太平军占领区，1863年苏州保卫战成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重要战役。苏州保卫战可分为外围战（1月17日—7月29日）、大会战（6月18—11月23日）和城防战（8月27日—12月4日）三个阶段[51]。从作战时间来看，战斗主要发生在疫病多发季节，因而，战争中军队传染病流行甚剧。
「常胜军」前期士兵来源于外国的失业军人；至后期，中国士兵成为这支军队的主体。军队中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吴煦在一份奏折中说：「常胜军向设病房，凡遇勇丁小有疾病，即送病房医治，每月所费不下数千两」，这种军队医疗使一向对「常胜军」不满的李鸿章更加不满，他主张「嗣后（同治元年）如系打仗受伤之勇，照官兵例酌给养银两，病房应即裁去」[52]。最终的结果虽然无从得知，但从西方军队一直非常注意军事医学推测，他们不会按照李鸿章的要求去做的。在「常胜军」出征时，「民船变成飘浮的医院，上面有供应粮食的人员，因此凡在行军中因病掉队的人，随时可以送到水上医院，故自出征部队离上海后，对士兵疾病的处理犹如留在上海一样」[53]。即使如此，军队士兵染病仍然相当严重。在1863年4月1日至1864年5月31日的14个月中，「常胜军」里中国人员的各种病症和死亡情况如表2所示。（表2
表2 1863-1864年「常胜军」里中国人员的各种病症和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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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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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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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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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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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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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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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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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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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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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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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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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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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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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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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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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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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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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织炎、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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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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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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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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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梅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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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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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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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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疥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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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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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吉民、赵士秋，〈太平天国期间在清廷雇庸军里的两个外籍军医〉，《中华医史杂志》，期3(1953年)。
据表2，间歇热和弛张热是最为普遍的疾病。「间歇热」和「驰张热」应为疟疾，为3002例，另外一种重要的疾病是肠胃传染病，包括痢疾和泄泻，共有744例，两者分别占全部病例数的72.1%和17.9%。对照表1，（删节）「常胜军」的疾病构成和表1基本上是相同的。战争期间江南地区民众所患的疾病，主要为疟疾和肠道传染病（下文论及），民众所患疾病和「常胜军」也具有一致性。1950年代军队和居民所患疾病可以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军队和民众所患疾病互相印证。
吴煦在一份奏折中提到常胜军的人数，同治元年十一月，「查松江原有常胜军，连宁波调回各勇暨职员周志鸿管带之九亩地洋枪队，并计洋枪队勇数实共五千六百余名，除带赴金陵四千名外，共计留守松江勇丁一千六百余名」，这年李鸿章主张削减常胜军的人数，「以三千为度」[54]。以三千人计算，14个月中，感患疟痢的有3746人，一年之中每名士兵会感染一次疟痢；若以5600人计算，则一年之内有70%的士兵感染这两种疾病。战争中军队疾病减员的一般规律是，战争初期和长时期战斗的后期疾病减员多。1863年「常胜军」参与了对太平军的战斗，因而疾病减员比平时多，这年10月24日，白齐文也说：「手下的军官和士兵又大半受伤和患病」[55]。常胜军的发病率比上述曾国藩派往建昌府的军队要高得多，可能的解释是，曾国藩军队中所统计的病例数只是那些具有典型症状的患者。因而常胜军对军队中的疾病统计远较湘军完整，反映了太平天国战争中军队感染疾病的真实状况。但其死亡率要低得多，这一方面与两支军队的防疫与治疗效果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曾国藩的军队遇到某种病死率高的传染病有关。
表2中需要解释的是「常胜军」霍乱的发病人数。同治二年江南地区仍有霍乱流行，但「常胜军」古典型霍乱患者仅2人。古典型霍乱很有可能被误诊成痢疾或泄泻，但在744例病人中，只有16人死亡。直至1908年，英医托马斯（Thomas）和罗格（Rogers），才发明用盐水注射，并创用过锰酸钾内服，将死亡率自70%降至11%[56]。从痢疾和泄泻死亡率极低来看，古典型霍乱不可能被误诊。常胜军中所患古典型霍乱人数少，一方面与军队中采取比较有效的防疫措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是年江南地区的霍乱并未发生区域性的大流行有关。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确知太平军中疫病流行的细节，但从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中，仍可看出传染病对太平军和战争的影响。李鸿章在信中说：「忠逆（李秀成）闻金陵紧急，又已西去。……苏贼军士疫死者甚多，暂难进攻。」[57]疫病流行使驻扎在苏州的太平军死亡甚多，故而李鸿章认为暂难进攻，以免军队亦感染疫病而影响军力。
在浙西战区，这年左宗棠由安徽进攻浙江，攻占开化与遂安，并进援衢州。传染病再次在军队中盛行；和去年相比，这一年的疫情格外严重，「军士积劳之后，疾疫繁兴，疟、痢两门尤甚，从前军中夏秋之际往往有之，然未至如今兹之酷」[58]。在受染的士兵当中，「新募来浙勇丁染患尤甚」[59]。「疟痢」是如此盛行，以致于左宗堂也不能幸免，「弟自五月中旬以后，即患疟疾，数日内始就霍然」[60]。杭州将军伊勒东阿于这年六月经由衢州至严州，「因严州疫疠繁兴而衢州尚称平善」，左宗棠「劝其暂回衢城，藉资调养」，然而，「八月中旬以后，衢城疫气又起，城乡染患者多，伊勒东阿复患疟疾，损食失眠，自觉困惫」[61]。疟痢严重流行极大的影响了左宗棠的军队，在一份奏折中，他说：「臣所患疟疾已半月未发，而营中将士及地方印委各员，仍多染疫气物故者。移驻新城、分水各营亦然。节交霜降，疫气仍未衰减速，殊为忧烦。」[62]疟痢流行打乱了他规复浙西三郡的计划：「浙西三郡早应规复，因前此炎热甚，军中疾疫繁兴，未能如愿。」[63]
围困南京的湘军因无法避免军队中疫病肆虐，使攻占南京的日程大大延缓。同治二年，「金陵大营疾疫又作，死亡相继，鲍公已在钟山修垒，因病者太多，又平毁之」[64]。鲍超在给黄翼升的一封信中，详细描述了湘军的患病情况，他说：「现在门生所部，因开差日久，一未息肩，虽扎金陵神策门外，直逼城根，而气炎威，挑挖濠墙，受暑过重，各兵勇染患泻症、霍乱、烧热、疟痢等症不少。半月之间，每营已病故者百余名不等，业已设法往湖南招募添补。查今年病痛似于去年宁国时更甚。」[65]信中提到的「霍乱」，中医指一般的急性肠胃病，并不特指古典生物型霍乱。「泻症」与痢疾也都属于肠道传染病。恶性疟疾的典型症状是每1-2日发作一次或呈现持续发热，因而「烧热」病中的一部分当是恶性疟疾。湘军大量因病死亡，以致于不得不到湖北去添募新勇。
同治三年，围攻南京的湘军情况依然如我，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自五月三十日攻破地保城后，连攻十五昼夜，但出行队，未支帐棚，昼则日灸，宵则露处，又出入地洞之中，面目黎黑，虽与臣最习之将，相见几不相识。其论功最首之李臣典冒暑受伤，一病不起，诸将弁亦伤痛山积，死亡相属。臣弟国荃前痛业已痊愈，近因随众露处过久，又复遍发湿毒。臣带兵多年，克城数十，罕见如次之劳苦者」[66]。「湿毒」并一定是传染病，只是从短时期内「遍发」来看，颇像某种急性传染病的暴发或者流行。在南京的太平军也遇到同样的困扰，使他们处于战守不能的境地。在李秀成自述中，他提到疫病流行对战争的影响：「天连逢大雨不息，官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各馆病例，见势为难，攻又不下，战又不成，思无法处，清军又不出战，总以严守为强、后路救兵又至，我军病者又多，无兵可用。」[67]因连日大雨、疲劳和饥饿，引起大量疾病减员，并不一定是传染病所致。只是从「一夜至天明，各馆病倒」中，似乎表明军队中发生了某种急性传染病，否则不会于一夜之间全部病倒。当同治三年南京被攻陷后，湘军因病死亡人数大于死于战阵者，有记载称：「金陵一军，围攻二载，前后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今始克之。」[68]南京的战斗最为激烈，死于疾病者尚且多于死于战阵者，其它地区可想而知。
由于史料缺乏，笔者无法「复原」传染病在每一场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但从以上的论述中，至少在咸丰八年赣闽交界战场，同治元年皖南、南京和苏南战场，同治二年苏南、浙西和南京战场，以及同治三年南京战场中，传染病在太平军、清军、左宗棠军、淮军和「常胜军」中普遍流行，这不仅使军队大量减员，而且影响了战争进程，延长了战争的时间。
三、传染病对战区民众的影响
军队中传染病盛行，使作战军队因疾病减员的人数相当多。湘军、淮军可以不断地从湖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勇；太平军则采取掳丁策略，掳掠战区民众充当士兵或者军队后勤人员。比如在南京，张继庚记载：「惟念江南未破城时，查户口清册，有二百六十余万之众，破城后死难者十之三，被贼杀者十之一，迫而为兵四出者十之五，逃散者十之一。此时所存三万余人。」[69]
战争也使战区民众丧失最低的生活条件，以致身体抵抗力减弱，病原体侵袭机会增多，加之军队携带病菌，造成传染病的广泛流行，民众的死亡率超过平时数倍。太平天国时期传染病流行对战区人口变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引起曹树基的关注，他从民国《宁国县志》卷十四「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的记载中，认为战争中全部人口损失的70％死于瘟疫[70]。在以后的著作中，他援引徽州的资料，再次强调同一观点[71]。
正如曹树基的研究所揭示的，皖南是了解传染病对战区人口影响相当典型的例子。皖南人口发生异常的下降始于咸丰十年；在此之前，虽遭兵燹，人口并未受到损失。至于原因，徽州人黄崇惺做了如下的解释：
咸丰五年郡城之失，贼入城，即严启闭，禁其党四出掳掠。乡人见贼目骑马登古关岭上，徘徊良久即退，盖恐有伏兵也。谭渡距城最近，然皆未至。未几，遂弃城退去。乡人皆谓贼不甚扰民。六年九月北里亭之战，村人皆隔岸观战，妇女亦有聚观者。贼骑渡溪乃奔，然未几亦即退。故十年贼陷之后，居人因于纽于前事，皆不肯远避，谓贼皆必不久驻。贼入山焚掠，犹以为官军所为。以至巨家大族，无能免者。[72]
咸丰十年之后，太平军开始骚扰徽州住民，「观于咸丰十年郡城失守之后，深山穷谷，无往不能至」[73]。这使得居民流离失所，遭受饥饿及流离之苦，大部分死于疾疫。从黄崇惺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庚申（咸丰十年）之乱，徽人之见贼遇害者，才十之十三耳。而辛酉（咸丰十一年）五月贼退之后，以疾疫亡之六七。盖去其家已十阅月，草间露处，虽大雨雪无所蔽。魂魄惊怖，无所得食。日夜奔走而不得息。当是时家室流亡之苦。与夫屋庐残毁之痛，犹未暇计及也。比贼退，各还其家，惊悸之魄既定，顾视家中百物，乃无一存，而日食之计，一无所出，或骨肉见掠于贼，渺然不得其音信。愁苦之气郁于其中，而兵燹之情动于其外，于是恤然病矣。又贼未退以前，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贼退，米价每斗到二千钱……于是饥饿而毙者亦不可胜计。[74]
从黄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战争中人口死亡的数量与战争持续的时间成正比。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民众由于体质下降遭受传染病的几率就越大。至同治元年，饥饿不堪的徽州民众，又遭受严重的霍乱侵袭，其流行程度仅次于宁国和南京[75]。饥饿与流离所导致的疾病，加之同治元年的传染病剧烈流行，使徽州人口大量死亡，民国《歙县志》卷3《武备志·兵事》记载：「国藩于上年（咸丰十年）六月驻师祁门，敌军亦悉锐来攻，徽州蹂躏不堪，村舍焚烧殆尽，至是战祸稍纾，斯时徽民不死于兵刃，即死于饥与疫，孑遗亦无几。」
皖南其它州县的情况与徽州相同。广德州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损失率为94.5%，该地区的原住民在这场战争几乎死亡殆尽[76]。咸丰十年二月初三日，「广德失守警报至，在城附郭居民大半逃避乡间」[77]，同治元年境内又发生传染病流行，下文研究表明，此为古典型霍乱侵入，人口因此大量死亡，光绪《广德州志》卷58《祥异》记载：「同治元年大疫，先是州民在贼中困苦流离，死者过半，至是又病疫，五月至八月，积尸满野，伤亡殆尽。」光绪《广德州志》卷60《兵寇》有更详细的记载：「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灾。」可见，由于战争，民众避居他处，由于饥饿导致体质下降，加上有剧烈的传染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
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战区环境相当差，疫病继续流行，人口因而继续死亡。宁国的例子最为典型。湘军将领甘晋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详细描述了同治元年该城克复后的疫病大流行：
惟我军自克宁郡后，暑疫大作，疫疾殁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宁郡初克，遗民降将不下二万人，商贾及居民入城者数千人，两月以来，兵民疫死者二三万人。行路者面带病容，十居八九，城内外五六里臭腐不可堪忍。沿路尚有尸骸，有旋埋而掩埋之人旋毙者。城河三里许，漂尸蛆生，或附船唇而上，城中之井及近城河水臭浊不可食，食之者辄病。食物惟米稍贱，余皆四倍于皖省，两倍于芜湖。居民至数里外汲水而食，舟行者载水而食。晋在三十里外市罂盎载清水十余石供船中之用，涓滴皆珍之。舟泊北门外三里新村，入城则鼻烟满鼻，口衔生姜，亲兵及肩舆者皆掩鼻而行，此行本欲饱看敬亭山色，桃华潭水，而气味殊劣，鲜此清兴。[78]
不仅如此，战后疫情甚至数季未息，曾国藩在一份奏折中称：「东流营次，徽城克复已近三月，而居民寥寥，疾疫流行，道殣相望，即徽籍之转徙他处者，亦复或病或故，凶问不绝，岂兵后孑黎劫数尚未满耶!」[79]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瘟疫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同治三年，刘镇鐈主张，「皖南人民死亡，尸骸狼藉，村内、村外、池中、井中在在皆是，春气动作，必然蒸成瘟疫，今宜饬各甲长设法掩埋，使境内人民得安居，不召灾殃」[80]。
在皖南其它人口损失严重的地区，情况同样如此。邓文滨在《醒睡录初集》卷3中记载：「咸丰末造及同治初，服江左若六安、英（山）、霍（山），江右若彭泽、太（平）、池（州）等府、州、县。逆氛煽后，人烟稀少，田地荒芜，守土官征赋无从，招徕外省人民居住耕种，或计亩均分，或收租纳税，置买田宅……往往华堂广厦，白日出鬼，击人立毙……又连年战斗，尸骸腐朽，蒸郁积为瘟气。毒经触发，肿头烂足，而死者十有八九。」[81]他还讲述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
予佃人停前镇姜朱二姓，家小康，弃近业而图远利，邀数十人至彭泽、东流界，佃田赘妇，书籍器皿充积，平时约值数千金，其中以四十金易之。阅二载仅一二人回，毛竦骨立，鹄面鸠形，至亲儿莫识，盖瘟余也；余皆道毙，人琴俱亡矣。又下江一带曾侯奏请招徕，设劝农局，给牛力、农具、籽种，从者如市，疫死者不知凡几，已往人视为畏途，阅数年而始平。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其流毒有如此夫！[82]
战后皖南有广阔的荒芜土地，为「图远利」的人进入这一地区，却遇到了持续的疫病流行，成为外来移民进入这一地区的最大障碍，也使外来移民对这一地区「视为畏途」。
太平天国时期，皖南地区共死亡人口1002.5万，损失率为81.5%。江宁、扬州、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六府和太仓直隶州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共死亡人口1679万，损失率为48.4%。浙江大约损失人口1630万，损失率为52%。[83]比较而言，同属战区的苏南与浙江保存的人口较皖南更多，其原因在于，「避难于水乡者十存六七，避难于山乡者百无一二。盖水行可以多带衣米，而老弱疾病亦得附与俱行。陆则惟强壮者，力能携米斗余而奔走驰逐之时，则又枵腹而不暇举灶。」[84]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水乡可以用船带走更多的粮食，从而减轻长时间战争中的粮荒问题。从地形来看，皖南地区属于丘陵山地，而江南地区属于平原水乡。那么，传染病对于这一地区的人口损失，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发生作用呢？
太平军首先攻占的地点是城镇，引起城镇人口的迁移，此正如嘉兴人沉梓所描述的，「时郡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闻长毛至一声，皆纷然逃」[85]。1860年7月14日的《北华捷报》这样评论道：「当一支叛军已在距一个大城市七十或一百英里的地方出现的时候，这个预兆便足使这个大城市的居民逃避一空，纷纷下乡，从而使城内知县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86]其它地区情况证明这一评论的正确。咸丰十年，嘉兴「城中绅士早远避，无一人在者，居民惟贫乏者在城，城任人出入，无人稽查」，吴兴县「城中已去一半」[87]，湖州「人民都在离家避乱」[88]。上海的记载最为详细，据云：「侵袭清朝官员的恐怖，已经波及到上海及其附近各城市的清朝官员，住在这些城市中的居民，由于不相信这些官员有维持秩序的能力，已经成批地逃往乡村地区。这种情形在距离上海30英里的松江府尤为显著。……松江府城内的商店大都闭市，连外国人在该城出现，也不能吸引一批群众。当时天正落花流水雨，我们看到坐在船上的老年人，他们在露天的地方为雨所淋湿，表现出那种垂头丧气的样子，令人极其难受。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系向金山及乍浦与吴淞之间其它若干小城镇逃去。」[89]
城镇居民在流亡过程中的处境相当悲惨。南京人李圭在逃亡过程中，沿途「烈日暴雨，夜多露宿，饥不得食，痧胀则人人不免，无日无之」，所住地方，「蚊殷殷然，若雷鸣，挥之不去」，「又咸以饮水不洁，受湿毒之气，生疮疥，备尝辛苦，骨立形销」。[90]嘉善人赵洪扬「自善城失守之后，避迹乡村」，他为自己在乡下找到住处十分满足：「现在而论，逃难露宿者有人，此屋较之已如天堂矣。」[91]常熟人汤氏在逃亡过程中，备尝艰辛，据他观察：「男人逃遁，妇女啼哭，黑夜奔波，露匿田野，沾水涂泥，疲睡稻丛，劳瘁危险，备尝艰苦。」他自己也有亲身体验：「中秋夜凉，蚊蚋尚多，衣薄腹饥，悲号四起，凄其无极。」[92]在这种背景下，难民极易感染疟疾和痢疾。吴江人吴非在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因暂避一庵中，庵内逃难之人甚多。……一夜佛灯明灭，蚊虫满身」，至六月十六日，「余在龙田茅庐病疟，下痢，卧床不起，十七日至二十日，病稍轻」[93]。咸丰十年八月廿九日，赵洪杨「又闻余亲患疟疾」[94]。吴大澂在逃难中也感染间日疟，「热形似疟，间日一来」。他的母舅「亦染疟疾卧床」[95]。沉梓在逃难过程中，「七月初四日，……是夜寓学善堂郑妹丈处，即发疟。……初六、七、八、九、十连发疟，精神惫甚，于是不果往」[96]，从持续发疟来看，沉梓所患为恶性疟疾。
在江南地区，良性的间日和三日疟为最主要的疟疾类型，但并不意味着战争中的疟疾危害性小。一般来说，按蚊更喜欢吸食牛血，战争中绝大多数耕牛被充作食物，人成为被攻击的对象[97]。据南京军区卫生部工作组1949年10月对松江地区居民住房和牛棚中之中华按蚊密度调查，每人工小时分别为37只与131只[98]。对于逃难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人口由低疟区进入高疟区，因而疟疾发病率，会有大幅度提高。从人群易感性考虑，机体缺乏免疫力，易受感染，更为重要的是，疟疾临床症状多重[99]。战争期间环境的恶化，更使得疟疾危害性大大增强。
战争中城镇人口有的迁往上海，有的避难苏北，更多的则是移居乡村。咸丰十年五月，「苏（州）城告急，士商挈眷避乡，僦居在荡口一带为多，虽穷村僻巷，家亦填户满」[100]。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乡村环境使他们颇感不适。咸丰十年五月廿三日，蓼村遁客在新郭寄宿一夜后，写下这样的感受：「长夏暑气逼人，村居湫隘，地形卑湿，时遇阵雨，则床头阁阁蛙鸣，复兼病儿呻吟在床，此情此景，当何以堪？」[101]居乡不惯使城市居多返回原居地，有记载称，「凡城人避居乡村，茅屋低隘，娇养成生，不惯习苦，每染暑疾热疮，由此大半回城矣」，「只有一二小心者胆怯未回。避居乡间者属少数」[102]。但在实际上，太平军在策略上上是维持一定规模的城市人口，对于已经逃亡的人口，一般不会让其再返回原地。城市居民不服乡村水土，往往引发疾病，死亡率大大增加，如范诚生母「居乡常病」[103]。在南浔，「浔民之避于乡者患病，不惯久住，迁回不少」，战争结束后，「人民被掳被戕尚少，而避乡者之病死、忧死者不可胜数」[104]。
传染病在受收容的难民中也广泛流行。在无锡，「旋锡、金派养难民三千余人，分四门寺庙居之，时值亢旱酷热，臭秽不堪，疾病丛生，急为之医治，疫气传染，死者颇众。吾邑避乡之家，不过十之二三，盖缘天时酷暑故也」[105]。同治元年六月，嘉兴绅士「往湖城领难民出城，拨载至厚林、双林、盛川四处，就居民间逃亡空屋中，日施糜粥医药，每局人以二三千计，可谓大善举，全活者无算，然皆饥饿日久，感受暑湿寒气，物故者亦居其半」。感受暑湿寒气者，会有一部分传染病患者。比如中医所说之湿温，与现代医学所称之伤寒，症状及体征基本相同，也符合伤寒多系散发的特征。[106]沉梓至利济寺，观察到这样的景象：「见寺中难民独多，天甚炎热，四处散居，人皆坐卧地上，各相枕藉。又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107]战后受收容的难民也大量感染疾病：「复城后，各乡镇立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冬春之饥寒交迫，夏秋之暑湿熏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葬亦无千人坑埋之。」[108]受收容的难民尚且如此，那些未被收容的避难民众，「沿途露宿、饿死、疫死及冻死无算」[109]。
咸丰十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府州县治所后，又向乡村与市镇「打先锋」，引发乡村人口的流动。在昆山，「十一年辛酉，四乡镇中各建贼馆，百端需索，至于敲骨吸髓。同治元年四月，贼又四出乡镇打先锋，穷村僻野，无不搜劫净尽，其焚掠最甚者，西水乡如正仪、巴城一带；东南乡如陈墓、蓬阆、菉葭浜、安亭诸镇」[110]。在常熟，「当在七夕三四日，既失杨舍，西乡之民望东移居，每日不绝。但见贫民肩担背负，携老襁幼，力疲足茧，休憩道旁，人心日夜惶骇，到中元节后才定」[111]。同治元年闰八月廿二日，史致谔向曾国藩汇报了太平军在奉化的「打馆」情况，他说：「直连奉（化）邑之南渡方桥，蔓延四十余里」[112]。战区民众对太平军相当恐惧，以致谣言四起，民众争相躲避。在常熟，「每日谣言不一，每早起五更造饭，先行吃饱，便各狂奔，望东走避，或将妇女置顿水区，男子照顾房屋。长毛一到，百计避匿，或贫家衣食不周，亲族希少，藏身河滩草泽间，失足溺死甚伙……各乡村民，日夜不敢居家，夜以继日则四远探听，贼踪尚远，而民互相谣言，寝食无暇，片刻不能安静」[113]。乡村民众逃亡现象如此严重，以致于1860年5月23日，太平军张贴了这样一份布告，其内容是：「且已严禁官兵，不准下乡滋扰。胡尔百姓，不患如子趋父，而反避他方，今彼在转徙无定，令我寝馈难安。」[114]
在江浙战场的初期，不少乡村居民并未逃难，而是在村落附近躲避军队。据观察，「叛军武部部队沿途所经之处土地荒芜，耕者绝迹，因为他们有的被掳，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但是在离开大路半英里的地方，人们安然自得地在田野里耕作。小麦和大麦都长得茂盛，人们正在准备灌溉稻田」[115]。战争幸存的乡村人口在其村落周围躲避军队。1862年9月6日的《北华捷报》称：「离开这地方后，我们到达老闸桥防卫据点，那里也有大批人群聚集在道路上，好象举行集市一样。附近的房屋与棉花田里，到处都是聚在一起的六人、八人乃至十人的群众，他们预备在这些地方过夜，有的人在其祖先墓碑旁边休息，虽处在坟地中，只要能够远离可怕的太平军，他们显然很为欣慰。」[116]
未逃难他方的乡村民众，虽然可以避免因流亡引发的致命疾病，但他们不得不面对严重的饥荒。战争使大量土地荒芜，有时也会使农民无法收割庄稼。同治元年，左宗棠上奏说：「此次（同治元年）之变，膏腴之乡尽为贼踞，而上年（咸丰十一年）逆首李世贤、李秀成先后窜浙，正值容农民分秧割稻之时，旧谷被掠，新谷无收，不但军食无从采办，即遗黎仅存者率皆饥疲不堪，面无人色，甚则槁死破屋之中，胔胳纵横，无人收殓，疫气流行，田土荒废，皆由于此。」[117]于此同时，作战双方都在抢夺农民的粮食，有时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北华捷报》的记载称，同治元年，「在南京周围不到一百英里范围内，抢劫与屠杀竟达到这样的规模，致使这带地方成为荒野一片……他们有时已使这个地区陷于灾荒最为严重的阶段，于是有些遭受困苦最甚的人，已不得不堕入食人的地步」[118]；太平军军队中则有充足的粮食，「我们进入的每一幢房子，几乎都有死人或者快要死去的人。从不幸的乡民那里抢来的米粮储量很大，还有许许多多耕牛与马匹」[119]。这种情况导致乡村发生严重的饥荒，据《北华捷报》的记载，乡村缺乏粮食使「常胜军」从「南翔周围的乡村无法获得军粮的供应，因为那里根本上已无粮食可取」，故而「每一件东西都要从上海随军带来」[120]。在同治二年的一份奏折中，左宗棠描述了江南地区饥荒惨景：
苏郡各属被贼蹂躏，深浅不等，至太仓之嘉定、松江之青浦、金山、华亭、娄县收复虽已年余，人烟尚甚稀少，常州、江阴、无锡、金匮各县，城乡村市一片焦土，遍地黄蒿，行终日而不见人，偶遇二三难民，露处僵饿，旦夕待死。现已督饬官绅分投振抚。闻常、镇各属被踞地方人自相食，贼亦缺粮，其形大率类是。[121]
战争使正常的农业生产无法进行，由于出现严重的粮荒，严重的饥荒使得民众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各种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提高。左宗棠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浙省膏腴之壤，尽为贼据。衢、严一带，山乡瘠薄，素鲜盖藏，频年屡遭兵燹，小民死丧流亡，田荒屋毁。臣军行所至，目者见灾民男妇露宿野处，道殣相望，有数日不得一食者，有一家饿毙数口者」，这种情况容易使疫病发生大规模流行，危害性也大大加剧，「近复疫气流行，十人九病，而浙之残黎几于靡有孑遗矣。」[122]。
从皖南和江南的例子可以看出，当一支稍有规模的军队进入一个地区时，这里的人口一般都会躲避到周围地区，甚至迁移到更远的地区，人与病原体的接触机会增加；与此同时，病原体的习性发生改变或者活动加强。战争促使发生粮荒，人口机体免疫机能下降，由此造成大量人口染病死亡。当他们返回家乡时，所遇到的是因为长时间占据所造成的严重饥荒以及环境的恶化，这也易使他们易感各种疾病。因而，传染病无疑使战争的规模扩大，它严重干扰了原先的环境、病原体和人之间的平衡关系，这种干扰的巨大代价就是大量的人口死亡。
尽管这种干扰使战区常见的传染病危害加剧，但疟疾、痢疾、伤寒、回归热等病传染性并不是特别强，病死率也不高。当战争干扰鼠疫自然疫源地，以及当同治年间古典型霍乱传入战区时，机体免疫功能已经大大下降的民众，所面对的将是一场更为巨大的灾难。
四、鼠疫、霍乱与战区人口
咸丰八年，石达开率军从衢州和处州突入闽北，石达开的军队在这两个地区滞留时间很短，也并未与清军和当地民团展开激烈的战斗，但这次军事活动却引发一场传染性猛烈的传染病。
早在清代「三藩之乱」中，受战争影响较重的金华府、衢州府和处州府等地已经发生过瘟疫流行，从而导致当地大量人口死亡和外来移民的迁入[123]。卢火桀在《禳疫文》中记载：「遍召名医，弗遏……忽生疫疾，比户相传，或朝耕而夕病，或晨兴而昼眠。只见木据寂寂，流水湔湔，明月娟娟，野草芊芊，闻之者莫不拊膺而太息，见之者莫不涕泪而涟涟……胡为屡投而不效。」在《逐妖牒》中，他记载道：「大兵之后，继以大疫，南源一带，比户罹灾，告于神而疫气潜消。」[124]在当时条件下，疟疾、痢疾、伤寒和天花等当地常见急性传染病并不能「遍召名医，弗遏」，很可能清初的战争引发了某种病死率极高的传染病。
咸丰八年的战争再次引发了当地疫病的流行。光绪《处州府志》卷25《祥异》记载：「咸丰八年九月，丽水大疫，然四、五两月，白昼群鼠衔尾疾走，大路旁亦见之。」虽然瘟疫流行之前或者流行期间出现死鼠或者鼠类成群迁移现象，并不意味着一定有鼠间鼠疫发生，但鼠类异常活动对于判别某种疫病是否是鼠疫是值得注意的考量因素。[125]在衢州，清代浙江衢州的医生雷丰作《时病论》，其中有《温瘟不同论》一篇，议及咸丰、同治年间该地发生的大瘟疫，他说：「咸丰八载至同治元年，粤匪窜扰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126]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从他治疗此种瘟疫的方法上判断此疫可能为鼠疫[127]。石达开的军队还在闽北一带活动，这次活动同样引发了某种剧烈流行的传染病。据1940年代《闽北日报》记载：「闽北近百年中，本地人口不但未见增加，而且减少一半，皆因瘟疫之故。」瘟疫流行引起了外来移民的陆续迁入，当地人的观察是：「当时建瓯人口虽有二十余万，但大都是由赣东及其它外地迁来的，不能算做本地人口。」[128]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闽北建宁、邵武和延平三府人口损失率分别为50.3%、65.6%和39.4%[129]。上引进入闽北的刘印渠部队也在咸丰八年感染一种当时无法治疗的传染病，个案死亡率近50%，从无法治疗、传染性强、死亡人口多以及高死亡率来看，咸丰八年这些地方的疫病很可能为某种烈性传染病(鼠疫或者霍乱)。
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地方的传染病究竟是不是腺鼠疫。石达开的军队在衢州、处州和闽北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因而对于该地的干扰并不大，疫病也没有传染到其它地区，因而只对局部地区的人口变动产生影响。对于太平天国战区影响最大的疾病因素是同治初年的古典型霍乱。
1817年古典型霍乱传入中国以后，遂成为影响甚大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发生了几次古典型霍乱流行，其中尤以同治元年和同治二年的流行最为严重。如上所述，古典型霍乱的侵入不仅对于战区的人口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是，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同治元年和同治二年战区所流行的传染病中，古典型霍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都未进行古典型霍乱症状辨别，对于古典型霍乱流行区域以及对战区人口的影响，也未加以深入的讨论。尤其当中医将一般性的肠道传染病也称为「霍乱」时，对于史料进行正确的解读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两次古典型霍乱大流行。一般认为，受第三次古典型霍乱大流行影响，中国在1854年发生古典型霍乱，于1857-1858年达到流行高峰。1863年，第四次古典型霍乱大流行开始袭击中国。[130]据温州人赵钧的观察，「余生七十年内，见过大疫三次，庚辰（1820）、甲午（1834）、甲寅（1854）」[131]。咸丰四年，常熟「秋有时疫极重」[132]。第二年，又有疫病流行，「知今秋（1862）无家不病，素衣盈途，与咸丰五年相仿」[133]。同治《上海县志》卷30《祥异》也记载咸丰五年，「秋大疫」。由于这些地方疫病发生或者流行的时间适值世界第三次霍乱大流行之际，而霍乱病是一种输入性传染病，尽管没有详尽的症状资料可资证明，但推测霍乱的可能性很大。在此之后的咸丰六年至咸丰七年，霍乱呈散发状态，如在传教士所开的宁波医院中，这段时间内共诊治7774人，主要疾病为疟疾、风湿、肺炎、支气管炎、消化不良，另有腹泻254人，霍乱1人。[134]在杭州，咸丰六年，杭州人患「吊脚痧，吐泻腹痛，足筋拘急，不即救，一二时即死」。[135]古典型霍乱患者不会有「腹痛」症状，因而患者主要是常见的肠胃病。咸丰八年，古典型霍乱再次出现，年复一年，时有发生，直到1867年。[136]咸丰十年，江南地区发生较大范围的传染病流行。六月初，金坛「疫痢大行，兵民死亡者日一二百数。设药局五而治实不及」[137]，七月十七日，「乌镇方大疫，每十家中必有死者」[138]，十月十六日，嘉兴新塍「自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阴惨之气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病者都是寒疾之状，多则二日，少则一周时许，亦有半日即死者，直至廿三、四雨止，疫稍稀」[139]。当地死亡速度如此迅速的疫病只有少数几种，加之又是「寒疾」，可断为古典型霍乱。咸丰十一年濮院“盛行霍乱转筋之证。”[140]江南地方志对咸丰年间的这两次疫情记载甚少，说明传染病并未呈现出大规模流行之势，因而除了某些疫点之外，对整个地区影响并不大。
同治元年，发生了全国性疫病大流行。在上海，「霍乱在上海广泛盛行，并且成为外侨和华人大量死亡的原因。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华的英国军队遭受了致命的打击。」[141]这年著名医生王士雄到达上海，据其观察，上海「霍乱、臭毒、番痧诸证盛行……死者日以千计，道殣相望」[142]。《北华捷报》也有同样的记载：「在前面，我们曾提到这年夏天袭击我方海陆军部队的严重病患，它们在上海普通人中也同样流行，但到冬天，疫疠猖獗的情形似已过去，军队与海员也比前健康，使他们遭受影响的霍乱已潜伏下去。」[143]霍乱也传染到上海周边地区，伍连德引西人资料指出：「上海松江间相距一百二十里，其间之居民，死于此次之流行者，约占全数八分之一，外侨与船员亦多受染，英军医报载，华北英兵死于霍乱者，占总数百分之五，可知此次流行之剧烈矣。」[144]当地人对此亦有记载，在松江，「自七八月以来，城中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仅一二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者。余家老稚十五口，幸获平安，真天佑也」[145]。痢疾并不是「时疫之外」的一种疾病，而是古典型霍乱流行时伴发的下泻现象。古典型霍乱波及到苏州府吴江县，倦圃野老记载：「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上海更甚，乡间亦然。」[146]「吊脚痧」为江南民众对古典型霍乱最为通俗的叫法。在苏州，「贼禁食西瓜。夏秋之交，大瘟疫，忠酋书记某食西瓜后染瘟疫死，故禁食之」[147]。由于霍乱可通过苍蝇传播，故而民间社会常把食用西瓜与古典型霍乱发生联系起来。古典型霍乱又经太仓州传至常熟，这一年常熟「时疫流行，名子午痧，朝发夕死。上海极重，渐延太境，吾方间亦有之」。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记载：「子午痧，亦名瘪螺痧」。「瘪螺痧」即为霍乱。在嘉兴，古典型霍乱的流行是相当普遍的，龚又村的记载称：「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148]。是年五月份嘉兴新塍镇有「有吐泻等病，不及一昼夜即死」，从死亡速度极快、发生时间和上吐下泻等方面判断，此疫为古典型霍乱。杭州在同治元年被清军占领后，「杭州满营内，当辛酉沦陷，遍地尸骸，河内井中皆满，克复后虽已浚河淘井，究竟受伤过重，余毒尚存。自前岁由闽迁浙旗丁五六百人，陆续死已太半，虽因水土不服所致，而实则尸气为殃也。故有朝得病而夕亡者，亦有晨餐甫毕投箸而即殁者」[149]。此疫从染病到死亡的时间非常短，推测为古典型霍乱。
同治元年苏南、浙北地区流行古典型霍乱，似无疑义。这一年皖南地区和湖州府西部地区也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瘟疫。宣城「咸丰季年贼据郡城，流离载道，闻……城既克，瘟疫流行」[150]。宁国的瘟疫最为严重，「同治元年乱定五月，宁国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藉，无人掩埋（见程子山《劫复余生录》：据乡老言：宁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散于四方来归者不及十分之一。至今土著客藉多足以征之）」。又有资料称：「同治壬戌以后，贼来，但见民杀贼而俘贼衣粮以上山。至此后，宁民之死皆死于疫，而非死于战。」[151]在石埭，「同治元年闰八月，疾疫盛行，死亡相继」[152]。毗邻皖南的湖州府孝丰县在同治元年也发生非常剧烈的传染病流行，有记载称：「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半。」[153]一份关于孝丰县的资料这样说：「自太平军攻占县境，连年战乱，田园荒芜，民恃野谷、野菜为生。疫疠盛行，尤以元、二两年为甚，死者什八九。」[154]
不仅以上这些地区疫情严重，同治元年秋后，处州府「又大疫传染，死者无数，村落流离破碎，半成丘墟。处郡之被寇也，不止一次。本年（指同治元年）夏间，发逆自温窜其境，受害惟松阳为甚，丽水次之。兵戈之后，继以瘟疫，死者累累」[155]。瘟疫流行相当剧烈，在松阳，「瘟疫陡作，死亡枕藉，有死十之三四者，有死过半者，有全家无一存者，间有未至如是之甚者，折嬴补绌，计之十亦去四五矣」。龙游的疫情也十分严重，「同治元年自四月至于八月大疫，日死数百人，十家九绝」。另有记载称：「咸丰季年遭兵凶者半，疾疫者半，靡有孑遗。」[156]诸暨、衢县、丽水、常山和开化等县是年也都有疫情发生。
上述记载表明，同治元年宁国、徽州、湖州、处州和衢州等府爆发一次相当剧烈的传染病流行。宣州今人刘永濂认为：「据《宣城县志》记载的『鼠白日出洞，不畏人』，『塘坝坝边，死鼠相枕藉』等资料看，这场大瘟疫，很可能是鼠疫。」[157]遍查现存各种版本的《宣城县志》，并不见有此或类似的死鼠记载。[158]光绪《宣城县志》卷36《祥异》记载同治二年宣城发生「鼠灾」。在1959-1961年，在邻近该地区的芜湖，由于饥饿，同样发生了鼠类成群移动的现象。由此推论，同治二年的鼠灾同样是由于饥饿而导致鼠类成群觅食，并不能据此断为鼠疫。由于无法找到刘永濂引文的原始出处，只能据此做一推测。鼠类因饥饿而大量死亡，民众往往并不能明确区分鼠疫和古典型霍乱，有可能误将鼠死当作鼠疫。[159]从江南、皖南地区疫情发生时间的一致性、传染性强以及死亡人口等方面推测，这些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很可能是古典型霍乱。
自1817年开始，每隔数十年，古典型霍乱便会发生全国性的大流行。这种传染病传染性相当强，加之民众缺乏免疫力，故而即使在和平时期，病死率也极高[160]。同治元年的古典型霍乱大流行发生在战争后期，免疫机能严重下降的民众，大量罹难。古典型霍乱对当地人口的巨大影响，从地方志的记载也可以看出来，例如在昆山，「同治元年，疫疠大行，有全家病殁者，琐尾流离，至斯为极」[161]。在句容，「同治元年七月大江以南疫疠流行，句容遗民死者殆尽」[162]。从发生背景考虑，这些记载并不能当成是文人的夸大之词，而是真实情况的反映。
同治二年，江南地区仍有古典型霍乱。这年上海的古典型霍乱流行依然十分严重，伍连德称：「患者甚多，及六月下旬，已成燎原之势，有增无己，至七月中，其势始杀。」[163]沉梓的记载是：「闻上海时疫流行，死者二万余人。」[164]吴江「（八月）初六日，市上稍有贸易，人家亦渐迁回，各处时疫流行，死者甚多；然抬槥无人，诸物不备」[165]。从「各处时疫流行」的记载来看，该种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区域是很广的。常熟这年六七月间，「瘟疫大作，人死甚众。本处最轻，病者甚多」[166]。海宁的疫情可断为古典型霍乱，据记载：「米价复贵，斗米千钱，络绎饿死，人又遭时疫（吊脚痧），亦伤无计。」[167]从是年江南地区留下的资料和资料记载的内容上判断，和同治元年相比，同治二年江南地区的霍乱流行并不是特别地严重。
流行苏南地区的古典型霍乱溯江而上，传染至皖南北部和赣东北地区。宣统《建德县志》卷20《祥异》记载：「同治二年秋，民得痳足病，半日即死。」痳足病即麻脚瘟，「又名黑痧症、蒲痧瘟、吊脚瘟。」[168]范行准对「麻脚瘟」的解释是「从脚心麻至膝上者」，他根据「麻脚瘟」和大量的人口死亡认为在十六世纪中国就有古典型霍乱流行[169]。古典型霍乱继续沿江而上传染至江西九江府和饶州府。是年彭泽「瘟疫流行，死者无算」[170]，湖口「流贼窜入，桥民多逃亡殍死，秋大疫」[171]。赣北古典型霍乱的传入是由军队带入，这可以从鄱阳县的记载中得到证明，同治《鄱阳县志》卷21《灾祥》记载：「同治二年三月初四，发逆入寇，西中各乡居民避贼逃窜，未及播种，米价腾贵，斗米至钱七百文。七月初旬贼始退，被贼各村夏大疫，死亡相继，所存十无一二。」由于太平军的余部在这一地区流动作战，古典型霍乱的影响力比同一时间的江南地区，要严重得多。同治《湖口县志》卷5《武备志》记载：「七月贼退，自夏徂秋，贼凡焚村舍数千，掳杀男妇三万余口，沿途骸胔疫气传染，逃亡病饿死者又万七八千人，庐舍丘墟田园榛莽。」太平天国战争中，赣北地区的人口死亡远大于江西其它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同治二年的古典型霍乱流行。
鼠疫、天花传染的区域有限，因而只对局部地区产生影响。古典型霍乱则显得与众不同，它在战争的后期传入并在战区普遍流行，对于免疫机能已经大大下降的民众，这一疾病是毁灭性的。传染病强、病死率高的古典型霍乱，使战争的烈度大大加强。
五、结论
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传染病，延长了战争的时间，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加强了战争的烈度，从而对太平天国战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军队流行病学来看，一场战争的将领，既要率领军队同看得见的敌人作战，又要与看不见的病原体作战。太平天国战场上的各支军队，在和病原体的战斗中，都无法取得胜利。传染病在双方军队中普遍流行，不仅使军队大量减员，而且影响了战争进程。
传染病也对战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战争的规模扩大。战争加剧了战前环境、病原体和人之间的原本就不平衡的关系。来自不同省份的军队进行跨省区军事移动，当由低疟区进入高疟区，或因长期征战而使肌体免疫功能下降时，就容易使疟疾、痢疾和其它当地常见病呈现爆发流行之势。战争也干扰了住民的生活环境，城市居民被迫进行长距离迁移或者避居乡村，乡村人口不得不避难于山区或者周围地区，这使他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容易受到常见病的侵袭；大兵之后的大荒和流亡使民众肌体免疫功能大大降低，也极易感染常见病。与此同时，战争导致战区环境恶劣、田地荒芜和牲畜减少，一些病原体和传播媒介的活动大大加强，疟疾和痢疾等普通传染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因此大大提高。
尽管这种干扰使战区常见的传染病危害加剧，但疟疾、痢疾、伤寒、回归热等传染病的传染性并不是特别强，病死率也不高。当战争干扰了鼠疫自然疫源地时，鼠疫对于局部地区的影响是致命的。当同治初年古典型霍乱传入战区并在战区普遍流行时，机体免疫功能已经大大下降的民众，所面对的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霍乱对战区中的军队和民众，产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烈性传染病的爆发或者传入，使战争的烈度大大加强，也使太平天国战争成为当时世界性灾难的一部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长江中下游地区约损失7000万人口，以皖南和云南传染病死亡人口占全部人口损失的比例计算，则疟疾、痢疾等当地常见传染病以及鼠疫、古典型霍乱造成近5000万的人口死亡。
战争不仅是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对抗，而且是各种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战争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于此可窥见一斑。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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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读与思（www.readthink.xilubbs.com)首次转载。
* 本文初稿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11月14-16日召开的「环境史研究国际研讨会」。承曹树基、梁其姿、李尚仁、葛剑雄、王建革及三位匿名评审人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1] 王向东在其主编的《战争与疾病》一书中，列举相当多的例子，参见《战争与疾病》(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3年)。
[2] Chia-Feng Chang, “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1613-17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April 2002).
[3] 巫仁恕，《战争与疾疫：抗战后期的疫情与疫政（1940-1946）》，《中华军史学会会刊》1997年第3期。
[4] Friedrich Prinzing,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the Wars (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19),p.1.
[5]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期1(1997年)。
[6] 唐志炯，〈太平天国时期之卫生工作考〉，《中华医史杂志》，期3(1953年)；耿鑑庭，〈太平天国医林人物传〉，《中华医史杂志》，期3(1954年)；耿鑑庭，〈太平天国时期的医药史料〉，《中华医史杂志》，期3(1955年)；吴良祚，〈太平军的卫生工作〉，《中华医史杂志》，期3(1981年)；吴良祚，〈太平天国前期的医官设置〉，《中华医史杂志》，期2(1985年)；朱克文、高恩显、龚纯，《中国军事医学史》(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页88。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多，不一一列举。
[7] 比如唐志炯在〈太平天国时期之卫生工作考〉一文中指出：「这许多年来，太平军中是否发生过大的传染病，这是值得考虑的，但看了好多资料，却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记载，究竟是没有发生过呢？还是发生过而没有记载，就不得而知。」
[8]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卷1，页4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卷5，页553。
[9]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页284-285。
[10] 葛庆华，《太平天国战后「下江南」移民的类型与动因——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历史地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卷17，页259-270。
[11] 陈周棠，《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56。
[12] 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期1(2002年)。
[13] 余新忠根据当时文人的记载，对战争中传染病人口死亡数字进行估算。他的估算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文人描述的传染病死亡人数是否可靠？即使是可靠的，在计算传染病死亡人口比例时，考虑到战争中人口大量流亡，战时某地的人口数字并不能根据和平时期的人口数字来计算。因而笔者认为余新忠对于战争中传染病死亡人口的比例估计偏低。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期2(2001年)。
[14] 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期2(2001年)。
[15] 谢高潮，〈浅谈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历史教学问题》，期2(1996年)。
[16] 王向东，《战争与疾病》(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3年)，页11、51。
[17] 石文光，《南京军区卫生工作40年（1949-1989）》(内部印行本，1993年)，页88、91、97、107；石文志、伏斟，《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部队卫生工作简史》(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页179-181。
[18]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册6，页317。
[19] 军队的来源参见罗尔纲，《困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450-455、457、439。
[20]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卷6，页19733-19734。
[2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页13537。
[22]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页13531。
[23]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5，页19732。
[24]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页13534。
[25] 清军中行军章程参见黄秩冲，《行军臆说》(虔州：1872)；太平军参见《中国兵书集成》(北京和沈阳：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1992年)，册47。
[26] 浙江省卫生厅，《浙江省中医药临床经验汇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辑1；上海卫生局，《中医中药临床实验汇编》(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年)，辑1。
[27] 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460。
[28] 徐佩瓀，《双鲤编》，《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期1，页65。
[29]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56。
[30] 陈方之，《传染病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页177。
[3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页13531。
[32]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页13538。
[33] 本文对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的论述引自张一文，〈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战略问题〉，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州和南宁：广东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98-422。
[34] 王向东，《战争与疾病》，页24-25。
[35] 吴汝纶，《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页307。
[3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册24，页582。
[37]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页14882。
[38]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页14835。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册24，页558。
[40]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7。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册24，页554-555。
[4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册24，页575。
[43]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页42。
[44] 《上海新报》(上海：1862年9月1日)。
[45] 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册6，页707。
[46] 《北华捷报》(1862年12月1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646。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册24，页582。
[4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册24，页597。
[49]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448。
[50] 徐佩瓀，《双鲤编》，《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期1，页40。
[51] 钱正，〈论太平天国苏州保卫战〉，《太平天国史新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25-247。
[52] 静吾仲丁，《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页139。
[5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397。
[54] 静吾仲丁，《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138。
[55] 王崇武、黎世清，《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辑1，页83。
[56] 陈方之，《传染病学》，页276。
[57] 吴汝纶，《李文忠公朋僚函稿》，页287。
[58]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批札》(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卷1，页3619。
[59]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6，页243。
[60]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书牍》，卷6，页2874。
[61]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7，页271。
[62]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7，页273。
[63]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书牍》，卷6，页2875。
[64]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札》，页14951。
[65] 太平天国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6，页317。
[66]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续编)，辑29，卷4，页284页。
[67] 广西通志馆，《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页85-86。
[68]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册1，卷18，页289。
[69] 张继庚，《张继庚遗稿》，《太平天国》，册4，页778。
[70]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期1(1997年)。
[71]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461。
[72] 黄崇惺，《凤山笔记》，《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期1，页140。
[73] 黄崇惺，《凤山笔记》，页139。
[74] 黄崇惺，《凤山笔记》，页140。
[7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册24，页558。
[76] 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页38。
[77] 胡长龄，《俭德斋随笔》(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续编)，辑297-298，页283。
[78] 太平天国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6，页220。
[79]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五·书札》，卷16，页14449-14450，
[80] 刘镇鐈，〈皖南肃清上曾涤生相国议善后条陈〉，民国《南陵县志》卷41《艺文》。
[81] 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页27。
[82] 邓文滨，〈醒睡录初集〉，《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期2，卷3。
[83]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卷5，章11。
[84] 胡长龄，《俭德斋随笔》，页288。
[85] 沉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4，页22。
[8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112。
[87] 陈乃干，《阳湖赵惠甫年谱》，《太平天国》，册8，页732。
[88]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164。
[89]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88。
[90] 李圭：《思痛记》，页93、94、51。
[91] 赵洪杨，《嘉善庚申纪事》，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页438。
[92] 汤氏，《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页80、84。
[93] 知非，《吴江庚辛纪事》，《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期1，页 26、33、35。
[94] 赵洪杨，《嘉善庚申纪事》，页438。
[95] 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太平天国》，册5，页344。
[96] 沉梓，《避寇日记》，页26。
[97] 欧洲的经验参见皮特·布鲁克史密斯，《未来的的灾难：瘟疫与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页189。
[98] 石文志、伏斟，《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部队卫生工作简史》，页179页。
[99] 黄玉兰，《实用临床传染病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0年)，页392。
[100] 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1，页235。
[101]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页24。
[102] 汤氏，《鳅闻日记》，页79。
[103] 张乃修，《如梦录》，《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期3，页78。
[104] 温鼎，《庚申粤匪踞镇纪略》，朱从亮，《南浔文献新志纪余》(内部印行本)，页18-19。
[105] 佚名，《平贼纪略》，页235页。
[106] 苏北人民医院中医内科，《任继然临床经验录》(扬州：扬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页31-32。
[107] 沉梓，《避寇日记》，页169。
[108] 佚名，《平贼纪略》，页305。
[109] 佚名，《平贼纪略》，页295。
[110] 《昆新两县重修合志》，《太平天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页138。
[111] 汤氏，《鳅闻日记》，页78。
[112] 《史致谔档案》，《太平天国资料》，页184。
[113] 汤氏，《鳅闻日记》，页89。
[114] 〈绍天豫周海醒四民〉，《太平天国》，册2，页726。
[115]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182。
[11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357。
[117]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2，页128。
[118]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435。
[119]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325、333。
[12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342。
[121] 钱勖，《吴中平寇记》(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辑81，卷6。
[122]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1，页114。
[123]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卷5，页49-51。
[124] 民国《龙游县志》卷35《文征三》。
[125] 对于鼠疫的辨别参见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于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期3(2002年)。
[126] 雷丰，《时病论·附论》，《伤寒金匮温病名著集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页1076。
[127]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47-148。
[128] 潘芳，〈战时建瓯另一灾祸——鼠疫〉，《建瓯文史资料》，辑11，页74-75。
[129]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卷5，页507-508。
[130] R.Pollitzer,Choler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59),p.31.
[131] 赵钧，《过来语》，《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期4，页200。
[132]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22。
[133] 龚又村，《自怡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4，页466。
[134] Macgowan,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Ningpo for 1856 and 1857,”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for the years 1858 and 1859( Macao, 1860), pp.16-17.
[135] 陆以湉，《冷庐医话》，曹炳章，《中国医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册9，卷3。
[136] D.B.Simmons, “Cholera Epidemics in Japan,” China Customs Medical Reports(No.18, 1879) , pp.2-3.
[137] 佚名，《金坛围城追记》，《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82。
[138] 沉梓，《避寇日记》，卷1，页27。
[139] 沉梓，《避寇日记》，卷1，页46。
[140] 《濮院志》卷30《志余》，第1238页。
[141] Health Officer’s Report, Annual Report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873,上海档案馆藏,U1-16-4704 ,p.9.
[142]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中国医学大成》，册4，页654。
[14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页453。
[144] 伍连德，《霍乱概论》(上海：海港检疫管理处，1937年)，页10。
[145] 姚济，《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册6，页507、513。
[146]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页106。
[147]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页42。
[148] 龚又村，《自怡日记》，页453、466。
[149] 《申报》(上海：1874年6月15日)
[150] 光绪《宣城县志》卷40《续补遗》。
[151] 周赟，〈梅村千人墓记〉，民国《宁国县志》卷12《艺文志中》。
[152] 民国《石埭备志汇编》卷1《大事记稿》。
[153] 民国《孝丰县志》卷8《祥异志》。
[154] 王微，《孝丰志稿》卷首，转引自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页27。
[155] 赵钧，《过来语》。
[156] 余恩荣，〈续刻励志书屋文诗稿自序〉，民国《龙游县志》卷36《文征四》。
[157] 刘永濂，〈我国近代江南地区的移民活动〉，《安徽史志通讯》，期1(1983年)。
[158] 2001年5月，笔者曾去宣州调查，得知刘氏业已故去。笔者又访得曾担任当地卫生防疫站站长的徐继光医生，他曾在〈宣城历代疫病流行情况概述〉（《宣城县文史资料》1986年期2）一文中转引这一条史料，他说此条资料引自刘氏的论文。
[159] 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期3(2002年)。
[160] 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辑17，页316-336。
[161]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
[162] 光绪《续句容县志》卷19下《兵事月日表》。
[163] 伍连德，《霍乱概论》，页10。
[164] 沉梓，《避寇日记》，页294。
[165]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页112。
[166]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4，页599。
[167] 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册6，页710。
[168] 道光《安平县志》卷1，转引自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79。
[169]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245。
[170] 同治《彭泽县志》卷18《祥异》。
[171] 同治《湖口县志》卷10《杂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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