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50年校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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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是怎样从北京下迁安徽的

序言----号角阵阵催科大， 玉泉清清润春华
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

是新中国于1958年创办的名校。在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令下，经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中国科学院迅速地筹办了中国科大。中国科学院提出“理工结合，所系结合，全院办校”的方针，这在中国是开创性的，在世界的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人大副委员长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担任校长。一批著名的数、理、化、天、地、生学科的科学家担任校系领导。如物理学家严济慈任副校长，数学家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关肇直任数学系副主任，力学家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郭永怀任力学系副主任等等。为激励学生奋发图强的斗志，郭沫若创作了中国科技大学校歌，著名的音乐家，延安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为中国科技大学校歌谱曲。中国科大开学之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期望开启我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科大的校园规划是中科院的一部分，位于北京的北郊，即现在的奥运新村周围，现在的遥感所的大楼是中国科大的物理楼。在1960年代初期，国家困难，原计划下马，在北京的西郊的玉泉路马列学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中国科大的校园。

　　中国科大成立后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实践“理工结合，所系结合”的方针，发挥了科大办学的长处。一批著名学者亲临课堂讲学，不仅上专业课，还上基础课，华罗庚的《高等数学引论》就是他给科大上高等数学基础课的教材。学生们不仅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从一流的科学家那儿学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高年级的学生到研究所参加实习，直接接触到前沿的课题，明确科研的方向，为快出成果作准备。

　　中国科大招生的方针是“少而精”。每年在全国挑选尖子入学。比如，数学系一届仅招30名左右，大的系无线电电子学系一届也只有130 名学生。历年来，中国科大学生入学的分数线在全国高校中是最高的。中国科大的系科和专业按国家科学发展纲要，为关键的基础科学和尖端科技攻关创新而设置，可以说没有一个差的专业。同时，中国科大的课程由国内的一流专家学者设置，可用三个字来概括：“重，紧，深”，攀登科学高峰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当时盛传“不怕死的考科大”，科大学生的刻苦钻研精神可见一斑。

中国科大成立不到十年，

迅速成为名列前矛的高校，成为许多青年学生首选的志愿，并开始为国家输送优秀的人才，开展研制当时处于前沿的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器件等项目。1966年在邢台地震的抗震救灾中，周总理接见并勉励科大地震专业的学生。陈毅在中国科大一次毕业典礼上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好当，因为口袋里没有钱。如果口袋里有钱就好办啰。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工作，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到时候，我就给大家磕个头。他两手抱拳作聂向大家致意。1965年夏某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参加中国科大的毕业典礼，对科大的成绩充分肯定，对科大未来充满期望。

　　文革前仅仅八年，中国科大从无到有，迅速成为名列前矛的高校。以办名校的速度而言，这是一个奇迹。这代表一种创业的精神，这就是“科大精神”。而中国科大随后的命运也反映了中国科技教育曲折的发展历史。

　　正当中国科大从“学走路”的阶段到“起跑”的时候，“文革”的灾难降临到中国大地，阻挡了中国科大前进的步伐。更有甚者，1969年中国科大被迫下迁安徽。“下迁”对中国科大伤害极大。这段历史说明创立一个品牌不容易，然而毁坏她只要一条错误的指令。中国科大在文革十年几乎被毁灭了。幸运的正是由于“科大精神”，才能使“中国科大”这块牌子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下来。正是由于“科大精神”，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发扬光大，永续发展，才能在2008年的今天，庆祝她五十周年的华诞。

　　本文回忆四十年前中国科大“下迁”的岁月，以史为鉴，说明中国科大的成就来之不易，坚信以后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革中科大“下迁”这样荒唐的事情。

下迁----骤起文革风萧肃， 轻飘江淮爆新芽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大

尽管也有几次疯狂的场面，但比北大，清华两校冷静得多。地理上，科大在八宝山的东侧，附近是一片桃园，比较冷清。周围还有一些军事单位，与其他的高校很少串联。科大的党委书记刘达资历丰富，解放战争中曾任哈尔滨的第一任市长。“大跃进”中，他因讲真话在黑龙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后调科大工作。文革前夕，他在校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当时相当尖端的观点。诸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 又如“科大的学生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也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头脑。”，“什么一句顶一万句？难道吃饭喝水说的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这些观点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影响不小。不少学生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文革发生的一切，不盲从潮流。因此科大的校园在文革中相对平静些，不这么狂热。

　　1969年，科大的校园里，除了一些残存的大标语，已没有什么大字报。军宣队是对面铁道兵司令部派来的。我们被派到房山修京原（北京-太原）铁路，成天放炮开山，推石填沟，劳动两个多月。修完铁道回校，天天组织学习“九大”文件。校园虽然平静一些，却十分沉闷。

　　我们一些师生不甘心天天学文件表态度，借用“斗批改”的口号，提出要深入工厂搞教改。由于理由正当，军宣队批准我们部分师生去搞教改。我们住在北京重型电机厂。我在电机转子车间参加一些劳动，劳动后同教师相结合编写电工教材。日子比在学校里过得有意义多了。

　　十一前夕我们回校参加国庆。正逢二十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上虽然热闹，却没有欢乐的气氛。事前布置了撤离的路径，万一“苏修”空袭天安门广场，我们将按演习的程序疏散。传说“苏修”的坦克从中蒙边界36 小时可兵临城下。首都高校的旗帜不像往年的国庆占据天安门前的主要地段，而是散在周边。广场上由北京各城区的妇女们占据，中老年的妇女们涂抹红胭脂，伴着锣鼓声扭秧歌，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直至散场。

　　十一后我们取了些御寒的冬衣，又到北京重型电机厂，准备干半年把电工教材编写好。到了十月中，校军宣队紧急通知我们全部返校，不得拖延。因此我们不得不中止电工教材的编写工作，回到学校。

　　军宣队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中央的有关文件（以后才知道有个“一号指令”）。基本精神是为了战备的需要，北京要疏散人口，重要的单位要内迁。中国科大算是重要单位，要在月底前搬离北京，目的地是安徽的安庆。正是“兵贵神速”，要在两周内把整个学校搬走。如果说文革中存在派性，两派斗的互不相让，很难有一致的意见。下迁的命令使校内的派性消失了，意见统一了 — 大家都反对搬迁。军宣队再次召集会议动员落实搬迁，师生们都抵制会议。有的请假离开学校，有的把自己反锁在寝室之中。时间过去了，会开不起来，行动落实不下去。军宣队请来了当时主管科学院的刘某某, 刘某某 搬出了上面旨意。师生们眼看抵抗不住了， 被迫准备南撤的行动。

　　我抽空到清华与高中的老同学告别。清华园也不平静，部分系科准备撤往四川绵阳。晚上宿舍里灯火通明。有的床板被钉成包装箱准备托运。老同学们喝了点北京啤酒道别，正好像是“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事实上这一别，三十六年后再相见。这是后话了。

　　科大的校园里一片凄凉的景象。广播台的音柱被连根拔起，再也听不到高昂雄浑的科大校歌。教学仪器装箱了，连建反应堆的大水泥块也装运到火车站去了。大家都忙于搬家。抵制搬迁毫无结果，只是拖延了几个星期。而校园已被新主人瓜分。教学区归铁道兵司令部；宿舍区划给工宣队所在的北京某工厂当宿舍 — 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我们学校的一些干部与广西自治区的领导历史上有些关系，听说广西欢迎我们去帮助他们发展电子工业。当时大家都想搞点业务，那怕是占点边。经联系，广西欢迎我们到南宁，柳州，桂林的无线电厂实习。无线电电子系的部分师生选择南下广西，不去安徽的安庆。

　　十一月份的北京，寒风阵阵，似乎在催促我们南下躲避“苏修”的袭击。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无线电电子系的部分师生在北京站登上了南下广西的列车。夜半的钟声响起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列车徐徐地离开了月台。黑夜，莽莽的黑夜。没有笑声，没有歌声，只有单调的车轮叩击铁轨的“乓乓乓”声。我的脑海中浮现考入中国科大后抵达北京站的情景。尽管也是夜晚，刚出站，一眼就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旗，迎新站充满笑声和问候声。扩音器播放着科大的校歌：“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而今，就这样离开了北京。车窗外传来巨大的隆隆声，或许是通过大桥，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接着又是单调的“乓乓乓”声，使我蒙蒙胧胧， 脑海中又闪现了中学快毕业时，华罗庚以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身份到上海市上海中学作报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学生们听他深入简出的报告，激发了攀登科学高峰的热情。华老的来访促成我填写中国科大为第一志愿。脑海中又出现文革初期，华罗庚头发已经花白，搬着小板凳，挪动他不方便的腿，在学生宿舍楼前看大字报的情景。迫于形势，华罗庚还写了一页纸大的小字报，就贴在我们的七号宿舍楼墙上。题目叫“大字报就是好”，记得开头两句：“大字报就是好！促我猛醒……”，寥寥数语， 下面署名: 华罗庚。一幕一幕的往事浮现在脑海，单调的车轮叩击声变成了“为什么？”，“为什么？”， 无穷无尽的“为什么？”。

　　第二天列车驶过了武汉长江大桥，气候变得温暖宜人，窗外山青水秀。我们的心情渐渐好起来，把一切烦恼抛至脑后。一部分师生在桂林下了车。不久我们到柳州下车，被安排在柳州无线电厂。另一部分同学则继续搭车到南宁。我们在柳州边劳动边学习有四个月之久。白天我们在车间作些技术工作，晚上老师们给学生上专业课，如电子学原理等等。文革中，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样平静的上课是很难得的。周末空闲，我们游览柳州的景区。柳州周边是典型的柯斯特地貌，奇山异峰，布满热带树木。宽广清澈的柳江穿城而过。市中心凸起的鱼峰山下，屹立着富有传奇色彩的刘三姐的雕像，尽管年久失修，仍然十分优美。这儿是传统的男女青年对歌的场所。可是在文革中，再也听不到优美的歌声，只有沉默的刘三姐的雕像。柳州的冬天，天气温和。1970年的元旦，我还跃入柳江之中游泳，水清如许，甚是怡然自得。春节时，本系的戴英侠老师回家十天结婚，回来给大家分发糖果。在那严峻的岁月，这糖果的甜味提醒我们人间还有喜事，让我们暂时忘却了正在流亡的处境。与直接迁到安徽的师生们相比，我们是十分幸运的，可以说是暂住在世外桃园了。

　　中国科大的绝大部分师生被驱赶到位于长江之畔的安庆一所党校旧址。安庆城市不大，地方的党校规模也很小，又靠近坟场，怎能容得下一所大学的师生员工？天寒地冻，又没有暖气，大家苦不堪言，正遇元旦，纷纷回家避一避困境。安徽的工军宣队进驻后，下令师生员工立即返“校” — 一所无容身之地的学校！由于安庆党校实在太小，经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批示，总算开恩把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址让给科大。合肥师范学院被迫迁到芜湖，即后来的皖南大学。这样中国科大校部总算有个容身的地方。

　　为了给科大的师生一个下马威，安徽省革委会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科大被肢解成几大部分，化学系分到马鞍山钢铁厂，物理系和无线电系分到淮南煤矿和电厂，数学系分到铜陵，近代力学系安排在合肥校本部。近代物理系的学生具有“出身好”的优势，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天不怕，地不怕，不怎么听话，因此，近代物理系被安置在偏僻的白湖军垦农场。

　　各地革委会选派了“得力”的工宣队并配置军宣队进驻各系。淮南煤矿的造反派头头李东林被委任校工宣队队长。由他出面指挥整治科大。李东林肥头大耳，原是煤矿的四级工，因“造反有功”窜升为安徽省革委会常委。他自持握有安徽省革委会的“上方宝剑”，成为科大校园内不可一世的霸王。他如钦差大臣，奔走于江淮之间，督察各地整训科大的师生。他专横跋扈，态度粗暴，打着“一打三反”“抓五一六”的大旗，在师生中抓“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分子”。为了跳动群众斗群众，他还提出“谁不办，就办谁”的口号，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整别人，就先整你。一场高压的整治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

　　元旦以后不久，传来了科学院要把科大的管辖权全部交给安徽省的消息，激起了大家的忧心和不满。以石某为首的科学院代表团乘火车赴合肥签署科大下放安徽的协议。近代物理系的28 位同学义愤填膺，不顾天寒地冻，连夜乘卡车从白湖农场赶到合肥火车站，准备向科学院代表团请愿并阻止签字。安徽省革委会如临大敌，紧急部署，准备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同时电令科学院石某等人在水家湖（现长丰）车站下车，由专车接到合肥，草草签署了协议书。这28 位同学空侯在合肥火车站，不见科学院代表团成员，只能忍饥挨饿返回白湖农场。表面上所谓的“反革命事件”没有发生，但“反搬迁”却成了整科大的又一条严重的罪名。在白湖军垦农场里条件十分艰苦，近代物理系的师生们白天劳动，晚上挨整，直至毕业分配。

　　广西的世外桃园被北方的冷风吹袭，一份份的“运动简报”从安徽寄来。惊心动魄的消息越来越多。什么“马鞍山的某某某顽固不化，…”，什么“在合肥，严某某自绝于党和人民…”,什么“淮南的贾某某 在4.24卫星上天时卧轨，自绝于 …”, 据说贾某某是隐瞒了富农家庭成分被隔离审查，精神分裂，承受不了。看到这些消息，我们一方面庆幸来到广西的世外桃园，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后怎么办？正在忧愁之中，传来了我们可以留在广西的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对科大师生勤恳工作，吃苦耐劳的精神印响深刻。广西缺乏电子工业的基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领导建议并支持我们在广西办一所电子学院，校址任我们选。于是我系的干部顾俊廉等人参访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所到之处，大标语写着“欢迎中国科大师生，感谢中央对地方的支援”，当地的领导接待十分热情，恰似寒风中的一股暖流。科大方面选定了桂林著名景区七星岩附近的林校 （该校已解散），作电子学院的校址。该地方环境安静，风景优美，地势开阔。面积比科大在北京的校园大多了，是办学的好地方。广西自治区的领导同意了所选的校址。无线电系的师生也愿意在广西创办电子学院。

　　此好事传到安徽，安徽省坚决反对。终究当时广西的领导抵不过安徽省的领导，此事只能作罢了。桂林电子学院文革后还是成立了，十几年后，我到桂林出差，正好路过电子学院的校门，不胜感慨。四月下旬，安徽方面电令在广西的师生全部到安徽参加运动，并派南京空军的军宣队到广西三市带队。绿上装兰裤子的军宣队员来广西后，要求我们迅速北上，不许拖延。我们提出要到湖南韶山毛居参观，此事名正言顺，南空人员不好做主，经请示，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北上经上海去安徽时，特别在株州下车，坐往湘潭的直通列车到韶山。适逢雨天，乌云密布，冷风飕飕，细雨阵阵，我们在一池塘边拍照，并在韶山冲转了一圈，当天回到株州，乘上去上海的列车。五一节抵达上海，路过家门，我在家仅仅待了几个小时，就匆匆忙忙赶到上海北火车站，搭乘赴皖的火车。

　　火车跨过南京长江大桥，奔驰在广阔的江淮大地上。从北京出发，我们化了近半年的时间，绕了半个中国，我们终于来到了安徽。我们的集结地是淮南电厂，在水家湖（现长丰）车站下了车中转。工宣队带领我系的学生在车站列队“迎接”我们。有人带头神经质地高喊：“打倒某某某!, 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当然，队伍中也有熟悉的面孔。几个月不见，大家都成陌生人了。我们原来放松的神经顿时警觉起来了。事后碰到好朋友，私下问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对方小心翼翼地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运动简报？ 这是给你们一个下马威 - 没法子”。

　　淮南市面积很大，星罗棋布地散布着许多煤矿，如谢家集，李二矿，大通矿等等，物理系和无线电系的部分师生分配在几个矿井劳动。我们被安排在淮南电厂。淮南电厂利用本地丰富的煤发电，输送到华东各省市，是华东最大的火力电厂。生活条件不错，有充足的热水洗澡。食堂的规模很大，食物的花色品种很多。电厂派了一位姓刘的中层干部作我班的工宣队员，负责整顿我们。我们称他刘师傅。他的父亲是文革前淮南市委书记，文革中被批斗后靠边站。他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不很“左”，因此他态度温和，对我们相当友善。我班的气氛不太紧张。每天学习文件，读读报纸，“斗私批修”，政治学习后参加劳动。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们又要下迁了。原来校工军宣队在寿县圈了一块荒地，建学校农场，要求科大粮食自给自足。我们背着自己行李离开淮南，当步行百里，经过千年的古城寿县，到一片荒野的科大农场，支起帐蓬，开荒种地。

　　这里原来是一块沼泽地。田里不用说了，即使是刚修的路，也是泥泞不堪。如果下点雨，走路如趟河底一般，又滑又粘，一步一步向前挨，一不小心，一脚踩下去，鞋子陷下去就拔不起来了。电灯是临时架设的，又昏又暗。我们睡的帐蓬又闷又潮，更讨厌的是蚊子成群，防不胜防。我们白天在田里干农活，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政治学习，开批斗会。除了学生外，许多教研室的教员也被安置在这农场，如外语教员，马列主义教员，电子学教员等。校工宣队长李东林多次来农场督战，常常辱骂师生。被“专政”的人员，白天劳动，晚上被批斗后写检查。气氛十分紧张恐怖。大家度日如年，得过且过。

　　一次寿县公安局的两名干警到此地打猎，被科大工宣队扣押。因为这里是寿县的地盘，这两名干警起初根本不把科大工宣队放在眼里。正好李东林在场，他把这两名干警大骂一顿。这两名干警慑于他省革委会常委的权势，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以后，科大的车辆经过寿县城关，经常被寿县公安局扣留，以示报复。

在农场劳动了一个多月，

伙食差，睡眠缺，烂泥地里跌打滚爬，体力消耗很大。荒地里蚊子成群，一把甩过去，就能捏到几只蚊子。帐蓬里又闷又热又潮，虐疾(打摆子)就在师生中流行起来了。笔者本人也得了虐疾（打摆子），发烧时，浑身热得如热锅里坐，冷得如在冰毯上卧，极其难受。农场里缺医少药，病情不见好转，正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七月中，突然传来好消息：中央计委下文分配这两届大学生。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好像久旱遇甘露。大家赶快收拾行李步行回淮南，生怕夜长梦多。我当时正卧床不起。于是几个同学们用担架抬我上拖拉机，护送我回淮南。拖拉机颠簸到寿县城关前，陪我的所有人下车步行，防止寿县公安局找岔子报复。我静静躺着，尽量少喘气。拖拉机通过城关检查站后，其他人才上来。这真有点电影里通过“敌人”的哨卡一样，真实而惊险。总算拖拉机和人员都安全回到淮南电厂。

　　中央计委关于两届大学生分配的文件传达后，各班的工宣队员负责给学生作毕业鉴定。 首先学生自己写总结。然后班上写鉴定草稿，最后由工宣队员定案。由于我班的刘师傅不太“左”，因此全班学生都较顺利地通过了鉴定得以毕业。然而有的班，对于所谓有问题的学生，在分配上给于某种惩罚。比如我系，有一对同班的男女朋友，因在文革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两人被审查多年。男学生被“专政”多年。女学生顶住压力，一直没有同他断绝关系。分配时男学生被派到贵州，而女学生被分到辽宁，成了“牛郎织女”。还有所谓严重问题的学生通不过鉴定不能按时分配，继续留下接受审查。就在大家离开淮南后几天，有一名学生由于不能毕业，被留下继续接受审查，因恐惧而卧轨。

　　淮南电厂的大礼堂召开了我系的分配大会。礼堂里坐满了人，静悄悄的。军代表上台宣布分配结果。他清清嗓子，以高昂的声调宣布: “北京 —— 另”。台下“唏”一声，发自北京同学的心声。台上“上海 —— 另”， “江苏—— 另”… 。失望的情绪弥漫了全场。大部分同学被分到辽宁，河北，河南，贵州等省区。而离上海最近的是安徽。由于科大下迁在安徽，所以分配在安徽的人数较多。对于上海学生，留在安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在困难时，要看到光明的一面。我也就舒了一口气。

　　当天晚上，在淮南电厂的大礼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足足有四五十桌，不仅有丰盛的菜肴，还有烈性的白酒。免不了的领导讲话后，大家开怀痛饮。庆贺我们终于毕业了，庆贺我们终于离开这不是我们校园的地方。桌上还有很多佳肴，酷暑天的西瓜是多么爽口，美酒使我们微醉，但我们的头脑却十分清醒，此地不宜久留。酒席一散，我们即刻收拾行李。在朦胧的月色下，我们用板车把行李拖到淮南火车站，买好第二天的火车票，把行李托运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列车奔驶回上海，去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哪怕是几天，因为不久我又要到军垦农场去报到了。

　　我们就这样在中国科大毕业了。除了校本部人员和近代力学系的师生外，其他系的学生没有去过合肥，都在就地分配了。据到过合肥的人说，科大校园位于合肥市南郊金寨路旁。珍贵的教学科研仪器成箱成箱地闲置在路旁，傲霜历雪，风吹雨打，数月也没有拆封。工军宣队不关心上课和科研，忙于搞运动。建反应堆用的巨大沉重的水泥块也散落在校园里，不知有何用。（文革结束后，这些水泥块排列在广场上作阶石，甚为壮观雄伟）。校园里乱糟糟，冷清清。当然由于是南方，校园里的树木和草地比北京的要嫩绿一些。合肥毕竟是省会，比安庆要好一些，起码有住的地方。中国科大就这样在安徽合肥住了下来。

新生----长江水阔凭鱼跃，黄山松青赛百花

尽管遭到了如此的磨难，中国科大在改革开放后，借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之东风，创新跨越，走出一条创建精品大学、实施英才教育的成功之路。中国科大创造了我国教育史和科技史上的一个又一个辉煌，大师云集，群星璀璨，英才辈出成果丰硕，在中国教育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科大现象”，被誉为新中国创办的最成功的大学之一，也是我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中国有句名言：忆苦思甜。人们通过对比可以体会到社会发展的速度。了解中国科大这一段历史，可以体会到科大办学的艰难，科大的成果来之不易。现在国内的有些高校争资金，比规模，比校龄，这些参数是要比的，但更要比出成果，出人才，比效率，比速度。五十年要走一百年的路 — 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科大的使命。创办名校的速度，中国科大当之无愧名列前矛。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科大广招人才，充实师资队伍。1978年科大招收首届100 名研究生，优秀的人才从全国四面八方报考。研究生报名人数与入取的比例之高在全国高校中是少见的。考试的卷子由中国科学院统一命题。笔者通过首届研究生的考试，重新回到中国科大。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首届硕士研究生中，挑选十名特别优秀的，直接授予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总理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中国科大有四名研究生得此殊荣。后来，首届研究生中有多位得到国内外名校的博士学位。许多人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李国杰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科大创造性地办起了少年班。开始许多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少年班，认为办不好，办不长。后来不少高校跟着学办少年班，但是办了一段时间又纷纷下马。少年班学生不是普通的大学生，既有智力超常的一面，又有很多特殊性。三十年来，科大少年班不仅坚持办下来，创造了整套的办学的理论和经验，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中国科大在物质结构和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建立了微尺度实验室，研制了国内高校唯一的同步辐射加速器。1999年以来中科大共有22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总数列全国第六,按研究生总数计算入选比例列国内高校第二位。2004年中科大发表SCI论文1161篇、EI论文647篇,总数均居全国高校前列,其中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分别占68.9%和71.3%。由565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评选出的2006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结果在北京揭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成果《实现两粒子复合系统量子态的隐形传输》榜上有名。这是该小组研究成果最近4年内第三次入选十大科技进展，引起科技界广泛关注。

　　中央电视台2007年12月27日报道，我国首台采用国产高性能通用处理器芯片“龙芯2F”和其他国产器件、设备和技术的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KD-50-I”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制成功，并于12月26日通过了以王守觉院士为主任的专家委员会的鉴定。这是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国产化的一次重要突破。

　　中国科大的成就是办在安徽这样的落后的省份取得的，格外不易。哈佛，康乃尔，MIT等名校都不在首都华盛顿，在美国，首都是政治中心，其他方面并不抢第一。一流的高校，地理上分布较广。无可韪言，由于中国的特色，高校办在落后的省份比办在北京困难得多。中国科大办在合肥，困难很大，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便。国际著名的专家学者常常在北京上海转圈子。外国元首鉴于行程，仅在北京高校演讲，为这些高校免费做广告。许多教授宁愿在北京上海中等水平的高校，也不愿到内地的名校。西安交大是另个例子，尽管她原是从上海交大1957年迁去的，现与上海交大相差很大。中学生报考高校，首选的是北京上海高校。因此由于中国的特色，地点是办校的很重要的条件。

　　正因为如此，1978年，严济慈和华罗庚两位副校长带头，五十多名著名的学者教授联名写信，鉴于“理工结合，所系结合，全院办校”的方针，要求把中国科大搬回北京。这是一封合情合理和真知卓见的信件。遗憾的是此信被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负责人拒绝。科学家们集体的正确判断和要求抵不过个人的权力，中国科大失去了搬回北京的机会。而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却如愿以偿搬回北京。因此，中国科大的教学和科研存在许多地理上的困难。

科学院为了办好中国科大，

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科大工作会议”, 解决科大办学的困难。郭沫若去世后，严济慈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科大校长，几乎每年都不顾年迈，亲临科大指导工作。1981年前后，他在黄山开完会到合肥，视察科大的工作。他除了召开一些计划中的会议外，还在稻香楼宾馆召集了部分师生座谈，深入了解情况。我参加了座谈会，在座的还有浙江东阳籍的张其瑞教授（著名的低温超导专家）和赵根生研究员（著名的同步辐射器专家）。座谈会上气氛活跃，无拘无束。严老精神很愉快，讲述了他以近八十的高龄登上黄山的情景。他在黄山上与修建楼亭馆阁的员工亲切交谈。得知这些员工们来自他的家乡东阳，他特别高兴，勉励员工们把黄山建设得更漂亮。张教授和赵研究员十分有兴趣地与他交谈。会上，我曾提议，中国科大不能搬回北京，不如与上海科技大学合并，在上海嘉定办中国科大。嘉定位于上海西北郊，发展的地方很大。嘉定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的基地，有十几个研究所。中国科大在那里可以弥补地理上的缺陷，并利用上海雄厚的工业科研资源。严老仔细地听我发言，透过金丝眼镜注视着我，含笑微微点头。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样的提议当时无法实现。

　　最近十年来，在朱清时校长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科学院的全力支持下，中国科大的基本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取得很大的成绩。除已有的北京研究生院外，在上海和苏州办起了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中国科大与上海科学院签订了人才交流和科研协议。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中国科大必须克服地域的限制，加强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吸引人才，真正办成世界性的研究型大学。

　　中国科大要像黄山的青松，在悬崖峭壁上扎根生长，穿云破雾，迎接朝霞；傲霜历雪，光照人间。

　　中国科大要像长江的流水，发源于雪山之巅，穿过群山峻岭，灌溉广阔原野，豪迈地汇入那苍莽的汪洋大海。

　　创寰宇学府，攀科学高峰！

　　　　　　　　　　　　　　　　　为中国科大五十华诞而作于2008年，美国洛杉矶。
　　　　　　　　　　　All right reserved. Copyright © 2008 by Dr. Wang-He Lou

　　★★ 本文作者简介：
　　楼望和（656校友），美国康乃尔大学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博士，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 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中国科技大学首届硕士。楼望和博士是美国先进数字电视标准委员会(ATSC)投票权成员, 美国民生电子协会(CEA)电子视像标准委员会投票权成员，美国有线通信工程师协会(SCTE)数字视像标准委员会投票权成员, 国际电子电工工程师协会国际民生电子年会（IEEE/ICCE）论文评审委员会委员。

黄慈萍回忆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岁月

作　者： 陈东林  
发表时间： 2004-12

 发表或出版单位： 入选200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峡两岸台湾历史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研讨会”。
学科分类： 理论与方法研究 关键词： 港澳台 当代中国史 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在港澳台地区是一门新兴起并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历史学科分支，过去无论在大陆还是该地区，都缺乏相关信息汇集和综述总结。本文以广泛收集出版物、港澳台实地考察调查、与该地区学者进行座谈等方式，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进行分析，填补了上述空白，为学术交流和祖国统一事业提供了参考。分三个部分，按历史时期的变化，对港澳台地区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主要机构、人员、出版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述，并且分析了值得注意的一些动向和存在问题，如当前“台独”势力以当代中国史为突破口的扩张、今后交流中应当坚持和可以灵活掌握的原则等。 
全文：
　　港澳台地区所称的当代中国史，一般是指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历史，不包括本地区专门史。在1980年代以前，一般都称为现代中国史、中共党史。19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当代中国大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提法。本文限于篇幅，只考察上述范围内的当代中国史，重点在于概述其代表机构、学者和出版物。近年来，“台独”势力又制造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视为外国史的分裂提法，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另文介绍，于此不作论述。
 台湾地区的当代中国史研究

　　研究概览：1949年至1978年台湾地区对大陆史的研究，由于受两岸军事对峙形势影响，比较客观的学者和成果基本没有，大多是为台湾国民党政权从事政治宣传和军事情报服务的机构供职人员，主办有一批公开和内部的刊物，对大陆史的称谓以“中共党史”代替，实际上包括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的各个方面历史。1966年以前的论著多为政治攻击性质，比较有价值的著作不多，如1960年出版的著作《中共十年》（祖国周刊社编辑，友联出版社出版），由多人分别撰写十年来的“中共党务”、“政法工作”、“农业生产”、“石油和电力工业”、“经济纠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外贸易”、“工业概况”、“文学艺术”、“外交”、“军事”、“粮食征购与分配”等。1966年大陆发生“文革”后，由于许多内部资料外流，这些部门均加强了收集研究，带动台湾地区形成了第一个研究高潮。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机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增强了研究力量。1988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开放两岸探亲后，受两岸往来增加特别是台商投资激增的需要，台湾地区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热潮，许多高等院校等都建立了大陆研究机构，开设了大陆研究课程；原有的研究机构也调整敌对政策，积极与大陆研究界往来交流。进入21世纪，陈水扁“台独”势力上台后，受其影响和压力，台湾一些原本中立的研究机构开始淡化或取消中国大陆历史研究和教学，有加剧向“台独”转化的倾向。

　　主要机构：1949年以前的民国研究和档案收藏主要是“国史馆”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史委员会，“国史馆”收藏有情治单位1950—1960年代的大陆报告，蒋介石“总统档案”，“党史会”收藏有1950—1960年代的大陆杂志，均不对外开放。1949年至1978年对大陆的研究和资料收藏主要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简称“国关中心”）、“国防部”情报局（简称“国情局”）、“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简称“调查局”）的“荟庐”三家。后两家为军方控制。“国情局”前身为戴笠的“军统”，资料不对外开放，收藏有1930—1960年代的中共资料，编印过系列中共文件。“荟庐”是“中统”的资料室，收藏有原中共被捕人员的交代材料、大陆中共组织动员和宣传资料等，目前对台湾学者开放，但不对大陆人员开放。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是目前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收藏有大陆公开出版物、大陆资料剪报、政大有关部门大陆专业研究论著、台湾军情人员的分析报告、大陆去台港人员的回忆录等。“国关中心”经历了国际研究会→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演变过程。

　　“国际关系研究会”1953年4月1日由邵毓麟、李白虹、卜道明、马星野等成立，主任邵毓麟，会址设于台北立圆山远庐，主要任务为研究中共及国际问题，供台湾当局参考:“ 1.提供决定政略战略之参考资料与意见。2.将当时国际及中国大陆所发生之重大事件及时提出研究报告与建议。3.透过研究成果增进国际人士对我国之了解与支持。” 首任主任为邵毓麟。“研究会”成立之初共有研职人员27人，主要研究人员有：卜道明、马星野、汪公纪、黄正铭、李白虹、吴俊才、孙桂籍、王崇五、鲍静安、冯达等。下设“苏俄、美国(包括联合国)、欧洲（包括东南亚及中东）、日韩、匪情、谋略”等六个研究组。1954年卜道明继任主任。1955年4月编印《问题与研究》中文月刊，1958年1月又编印《匪情月报》，两刊均未对外公开发行，仅供有关机关及人员参考。

　　国际关系研究会于1961年改为“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下设“国际、匪情、俄情、经济、边疆”等五个研究组及编译、资料、出版、合作交换、秘书、会计、总务等七个业务组。卜道明为董事长兼主任。10月10日将原有《问题与研究》月刊扩大篇幅，公开发行。1962年12月又编印《大陆匪情分析》英文月刊一种，专供国外参考。1964年4月吴俊才为董事长兼主任。同年10月将原有英文月刊扩大篇幅，改为《Issues & Studies》月刊。1966年1月成立资料供应中心，

　　1967年初，国民党中央高层成立辅导小组，辅导该所成为台湾中共研究及资料供应中心。1970年12月与美国研究机合作在台举办第一届台、美“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会，其后每年轮流在美国及台北举行。1971年7月在日本东京设置办事处，置特派员，9月在日本发行日文版《问题与研究》月刊。12月与日方研究机构合作，在台北举办第一届台、日“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其后每年轮流在东京与台北举行。1972年8月吴俊才调任中国国民党文化工作会主任，杭立武为董事长兼主任。1962年秋奉“教育部”指派协助在各大学开设“大陆问题研究”课程，先在政大试办两年，部份课程由该所研究人员担任。

　　1975年7月1日，“国际关系研究所”改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隶属“国立”政治大学，蔡维屏继任主任，1978年6月编印西班牙文版《问题与研究》季刊，1980年9月编印法文版《问题与研究》季刊，11月与韩国国土统一院平和统一研究所合作，在台北举办为一届“中韩学术会议”。其后每年轮流在台北及汉城举行。1981年后主要由张京育（政大校长）、邵玉铭（台湾“新闻局”局长）、林碧照（“总统府国安会”副秘书长）轮流任主任。1984年9月与欧洲有关机构合作在台北举办第一届“中欧学术会议”。其后每年轮流在台北及欧洲地区举行。1985年7月，《匪情月报》更名为《中国大陆研究》，1986年5月起出版美国月刊。1989年6月与日本“亚洲公开论坛”合作，在台北举办第一届“亚洲展望”研讨会，其后每年轮流在台北及东京举行。

　　“国关中心”下设机构中，与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关的有：

　　第三研究所：从事大陆法律、政治研究，各人研究方向是：

　　陈墇津研究员兼所长：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环境保护，丁树范研究员：中共国防与军事、亚太安全，熊自健研究员：中国大陆文教，周玉山副研究员：中共文艺意识形态，张雅君副研究员：中共中央与地方关系，袁易副研究员：中共党政、亚太安全，陈道明助理研究员：中共党史，梁玉英助理研究员：香港、澳门问题，中共组织，徐斯俭助理研究员：中国大陆当代农村政治、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意调查与两岸关系，寇健文助理研究员：文武关系，

　　徐斯勤助理研究员：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政治、中国大陆国内与对外宜易金融关系之政治分析，童振源助理研究员：两岸经贸关系、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台、中、美三角关系。

　　第四研究所：从事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文教及少数民族等问题研究。

　　许光泰研究员兼所长：两岸法律关系，宋国诚研究员：中共政治发展、对台政策，刘胜骥研究员：中国大陆党政、文教，廖淑馨研究员：边疆民族史、蒙藏地区，陈德升研究员：两岸经贸、大陆经济，方孝谦研究员：意识形态、大陆农村社会，冷则刚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两岸关系、全球城市，江振昌副研究员：大陆农村、政经改革，王瑞琦副研究员：两岸教育交流，赵苏成副研究员：大陆文教、区域经济，陈永生助理研究员：中国大陆宗教、经济，罗忆珍助理研究员：中国大陆少数民族，陈伯志助理研究员：日本经济、中共经济，于有慧助理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沈曼卿助理研究员：大陆妇女、儿童暨家庭研究，李光华助理研究员：中共经济贸易、亚太经济贸易，耿曙助理研究员：中国大陆地方社会、比较社会研究，陶仪芬助理研究员：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研究，黄婉卿研究助理：中共经贸问题。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是1967年2月蒋介石召见吴俊才，决定与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合办的。先在台北市金华街，后迁往政大。2001年合并入政大国际事务学院。历任所长有吴俊才、郭华伦、曹伯一、芮和蒸、赵春山、杨逢泰、张焕卿、施哲雄、邱坤玄、魏艾诸。研究所杂志为《东亚研究》。该所创办最主要宗旨，是培养研究“共党理论”、“国际共党运动”、“中国大陆问题”高级人才为主，研究东亚地区为辅。1968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班研究生，不久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已经有上千毕业生。学生待遇高于其他学校，毕业后多在台湾政府机构、新闻、教育界供职。

　　该所从1993年起组织教师和学生组团前往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台湾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大陆学者参加。以2000年12月举办的研讨会为例，论文主题为：“甲、中国大陆政治变迁，乙、中国大陆经济转型，丙、中国大陆社会发展，丁、两岸关系之展望”。论文题目有：“中共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策略性运用”、“195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关于一个中国内涵之持续与变迁” 、“中共八大至十五大领导人政治报告涉外言论内容分析-国际政治观的定位”、“九０年代中共新闻政策之研究” “海权vs.制海权—邓小平时期中共海军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共意识型态的持续与变迁对政权正当性的影响”、“中国国家能力的二元转变-省-级人事权的探讨”、“市场化地方统合主义-分析架构（苏州开发区个案研究）”、“中共新安全观探究”、“ 大陆选举与民主程度之研究”、“后毛时代中共意识型态的演变”、“改革开放与中国大陆的城市发展”、“大陆的都市化：回顾与前瞻”、“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农村生产形势”、“大陆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兼对安徽省阜阳地区调查”等等。应邀参加的大陆学者有李文海、王顺生、林茂生、温乐群（中国人民大学）、刘映仙（中国社科院台研所）饶戈平、谢庆奎、李义虎（北京大学）等。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5年正式成立，首任所长为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历任所长有陈三井、吕芳上。现任所长为陈永发，该所虽然名为“近代”，但研究范围是明末清初到现在400年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变迁，主要方向是：（一）“四百年间历史发展的总成绩”，（二）“现代问题的历史根源”，（三）“与中国现代化有关部门的诸多问题”。该所分为四个组：一般近代史组、政治外交史组、社会经济史组、文化思想史组。该所过去的强项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当代史起步较晚，目前专攻者只有几人，一是所长陈永发教授，原研究中共早期党史，著作有《延安的阴影》。近年来转向1949年后中共党史，著有《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其下卷为1949年后历史，虽然政治观点与大陆学者有较大差异，但该书是台湾第一部主要直接使用大陆资料的当代史著作。他最近的研究课题是《50年代中国的边疆开发》和《中共建国初期的工商税收》。陈永发曾多次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近代史所交流。另一人是副研究员余敏玲，主要研究中苏关系史，最近的研究课题是《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妇女：理想与现实（1949—1965）》。此外，相关课题还有：张启雄：《战后海峡两岸的名分秩序交涉——1959年至1981年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籍之争》、张淑雅：《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之探讨》。近年来，该所已经决定加强对1949年后中国大陆史的研究，与大陆学者联合启动50年代海峡两岸比较研究。于2001年召开“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关系国际研讨会”，大陆学者多人参加。“中研院”近代史所虽然一直是“统一”派掌权，但近年由于陈水扁上台后的施加压力，及“中研院”院长李远哲的倒向，所内“台独”势力开始扩张。

　　私立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中国大陆研究所，原名大陆问题研究所，于1973秋经台湾“教育部”批准成立并正式招生。位于台北市阳明山。历任所长有郑学稼、叶翔之、项乃光。1987年起停所四年。1991年复所招生。历任所长有雷飞龙、杨开煌、高辉。教学目标是：“1.培养熟悉大陆事务的通才。2.培养各专业领域中专业人士对大陆事务的通识。3.奠定对大陆事务有专精研究潜力人士之基础学识。4.奠定本所毕业生在各相关领域就业发展之竞争力。”知名教授有欧阳新宜、李英明、吴安家等。招收博士。开设课程有：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思潮专题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等。毕业生就业方向：“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海峡交流基金会、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调查局、国安局、大陆工作会、中央党部、金融服务业、教师、相关公职、记者”。

　　机构设置有：中国共产党史组、大陆自然资源组、大陆政治社会研究组、大陆经济研究组、各国共产主义及其改革组。研究范围有：“中国共产党之发展经过、中国土地、矿产及农林水利资源、大陆政治制度及社会状况、大陆之经济制度及其运行状况、苏联及东德共产主义国家之改革”。研究人员总数为69人。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1992年9月由台湾“教育部”建议成立，历任所长有黄天中、熊建成、张五岳、郭建中等。该所与大陆学校如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联系较多。招收博士，以现行对策研究为主，主要研究课程有：中共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比较研究，大陆义务教育研究，台美中三角关系研究，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改革，中共政府与政治，两岸政经专题研究，大陆货币金融专题研究，毛泽东思想，两岸关系与谈判研究，两岸会谈研究，香港问题专题研究，分裂国家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中共领导人物与政治发展，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专题研究，两岸流行文化比较，两岸文化教育实务研究，中国大陆城乡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中共第三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陆传播专题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两岸贸易与台商投资研究，中共意识形态研究，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研究。该所近年来有偏向“台独”倾向，邀请大陆外逃自由化分子阮铭为主讲教授。

　　其他的研究机构还有：“陆委会”大陆信息及研究中心（以数据库查询、馆藏期刊、本会出版品、电子刊物为主）、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大陆问题研究组、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东华大学大陆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辅仁大学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等。

　　出版物简介：

　　《中共研究》月刊和《中共年报》。1967年1月创刊，第一期分别名为《匪情研究》月刊和《一九六七匪情年报——十七年来匪情总览》，出版发行者为“匪情研究杂志社”、“匪情年报编辑委员会”。从1969年起《研究》和《年报》均改名为《中共研究》和《中共年报》，以后持续出版至今，不再出现“共匪”等字样，但仍然用“中共窃据大陆”等说法。撰稿人有“曾为中共党内高级人员而转变为坚决反共者”（如叛变的原中共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干）、“有自幼即受中共教育而投向自由者”（如唐柱国）、“有从事中共问题研究达15年以上者”（如方君归）。《研究》主要刊载相关研究和政治攻击性论文。《年报》每年一部（一册至三册），大16开，约1000多页，几百万字至1000万字不等，每册20美元，最初各期介绍中共党史和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历史比较多，后来逐渐集中到对上年大陆历史的研究和介绍，实际上是台湾编辑的中国大陆年鉴，收集资料十分详细，例如该年大陆各部门政治、经济、文化等数据均有集中刊载和研究，包括就任和去职、去世的党政军省部级人物及访问中国的外国专家学者等都予列出传记；《年报》后附录大事记，按党政、经济、文教、外交等分类。

　　1988年两岸开放回乡探亲访问后，1990年起两刊物开始直接使用“中国大陆”称呼，“中共”称呼也减少，只在涉及国家政权时用此替代。评述也相对客观，不再夹杂很多的政治攻击语言。增加了两岸关系大事记，并改为横排。1999年《研究》撰写有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中共外交”、“机构改革”、“军事”、“计算机发展”等历史回顾文章；《年报》编写有“中共改革开放二十年”综述，相当于其编写的大陆改革开放时期简史，其中对邓小平理论的概述和分期，基本上接受了大陆通行说法。2000年《年报》有二十万字的“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综述，包括“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沿革”、“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意识形态之发展与演变”、“民主运动”、“军事战略与对外威胁”、“外交政策的演变”、“中（共）、美、苏（俄）关系”、“科技、教育工作”等10个篇目。实际上是其编写的大陆50年分类史。

　　《中共研究》和《中共年报》编写有中共研究丛书：如玄默著《中共文化大革命与大陆知识分子》（人物传记），1973年出版；《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1973年出版，收录“文革”文件、批示、讲话、检讨、揭发交代等。在1990年代以前，《研究》和《月报》是港澳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资料依据，港澳台地区和国外许多学者撰写论文和著作予以引述。以后随着中国大陆各种书刊的向外广泛发行传播，许多研究者可以直接使用，其资料价值不断减小，开始标榜为台湾探亲参考和大陆投资的工具书。两书刊目前仍然持“一个中国”的说法，不接受“台独”观点。

　　《中国大陆研究》。原名《匪情月报》，1958年3月创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办发行。1985年7月改名为《中国大陆研究》，主办单位为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所，主要针对中国大陆当前问题，也涉及历史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还出版有多种专著和资料汇编，如《国共关系史》、《中共问题论集》、《中共文字改革之演变与结局》、《大陆八省（市、区）的“夺权斗争”》等。

 港澳地区的当代中国史研究

　　研究概览：1950—1960年代的香港学术界，因受港英当局和国民党势力的控制，对大陆抱敌视态度，客观研究很少。1966年“文革”以后，随着港人对内地的关注，香港地区的报刊和出版社组织了各种研究机构，编写了大批以“文革”为主的历史资料和研究专著。“文革”结束后即告解体。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社会走向稳定，港澳台地区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关注下降，研究和出版减少。到1990年代，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大学中出现了专题课程和研究机构，开始产生比较客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成果。

　　主要机构：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这是亚洲乃至世界范围比较权威的研究收藏当代中国资料机构。1963年，一批西方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有感于进入中国大陆不易，在美国又遭到一些反共势力的压迫，于是得到卡耐基、福特、米兰、鲁斯等个人基金会的资助，在香港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专为由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一时间，进不了大陆的研究生、教授四方涌来，使中心成了中国研究学者的大本营。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完成学位的西方中国研究学者，大部份都在中心研究进修过。按1980年代初的统计，大约200多本有关中国大陆研究的学术著作，都在该中心完成。他们的中有的直接进入政府机构，许多则成为该领域的研究中坚，如香港原总督卫奕信、澳大利亚驻中国首任大使Stephen Fitzgelrald，当年都是中心的访问学者。1988年，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在香港设立中心的现实意义越来越小，资金来源萎缩，中心由香港中文大学接管，成为收藏历史资料、为中国研究提供服务的机构。1991年中心所有权正式移交香港中文大学永久所有，名称改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心的特点，首先是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和数据库，使用之便为海内外学者称道。主要包括：（1）50年代初至今的省级及全国性报刊，现订有近2000种期刊，300多种报纸，其中《人民日报》从1946年创刊号至今一份不缺。还有几乎全部的港澳台地区报刊。令人吃惊的是，国内控制较严的《内部参考》，中心也有从1949年以来的全份。（2）完备的地区研究资料：完整的全国、省、市级综合及专类年鉴、统计资料，省、市、县、乡镇级地方志，包括县一级的土地、粮食、财税、教育、水利等专门志，中、英文中国研究专著7万多册。其中有许多在大陆也罕见的地方志资料，如贵州花7年修撰的印江县志，只印了20册，中心联系购买到了最后的4册之一。据我向前来研究的中国地方志学者了解，其方志收藏大陆仅有国家图书馆可比，但使用不如其集中方便。（3）各类光盘资料：中心的图书数据按300多个研究专题及地区分类。目录可在网上查看。中心的中国研究网上论文库，收录中、英文论文，提供分类、相关文章显示、作者及关键词查询等功能。文库主要收集对当代中国国情的实证研究论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没有专门的分类，仍然按照以前的中共党史分类，所收藏的大陆国史教科书不多，但相关资料书极为丰富。据了解，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与大陆的观点差异，认为教科书大同小异，利用价值不大。
    　中心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世界各地的学者开放，提供无偿服务，包括：查阅资料(中心馆藏一律不外借)、协助办理签证、安排住宿，为来访时间较长的学者提供研究室或专用书桌。任何人只需签名，无须其它手续即可进入随意自取利用。近年来，资助大陆学者前来研究成为中心的一项主要活动。资助对象和研究项目由中心决定，基金会只提供项目和硬件的资助费用，日常开支由大学负担。受到邀请的大陆学者，由中心提供除路费外的全部食宿费，时间从一周到三个月不等。每位访问学者，都要完成课题报告，由中心为其举办一次午餐讲座。研究课题中，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范围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我在登记册上看到的2001年以来的学者有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近代史所、农村所、社会学所，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青海省贫困地区发展研究中心，贵州省农业厅，安徽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及国内各大学的教师及民间学者。研究课题有：《中国大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阶级斗争问题案例研究》、《乡村教育五十年——以苏北燕鸣坊村为例》、《文化大革命后期青年思潮》、《民间口头文学与社会趋势》、《廿年来贵州的国际扶贫项目反思》、《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两难选择：扩大就业与促进产业升级》、《大陆赤脚医生运动的兴衰》、《从转型政治学看邓小平改革模式的特点：中国与前苏联改革的改革战略的比较》、《1995年以来大陆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气功热》、《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踫撞：以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为例》、《“阶级出身论”与49年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2002年中国劳工状况回顾》等等。目前，资助对象开始向大陆偏远地区和微观研究项目倾斜，如我看到的两位大陆学者，一位是陕西户县研究农民画史的农民画家，一位是黑龙江研究妇女离婚财产法律问题研究者。

　　据我的观察，中心受到欢迎，除资料丰富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作效率高。与大陆许多科研单位相比，中心的电脑等硬件并不先进甚至有所落后，但中心的7个工作人员均能使用普通话、广东话、英语，对资料收藏和研究状况十分熟悉，几乎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从没见到聊天和打长时间电话的现象。中心备有四台复印机，来访者可以任意上架取书用购买的磁卡自行复印。中心由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关信基教授任主任，实际负责人熊景明也是有多种著作问世的专家。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3年成立。首任主任为陈方正，1994年由金观涛接任。中心的工作包括：

　　1、学术研究重点与推行研究计划：（1）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从1997年开始，已经建立两种中国近现代观念史研究的专业数据库，分析探讨观念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互动。（2）中国近现代发展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与现代化，城市与企业形态的关系，人口、制度、社会结构的变迁等；中国现代基层社会的变迁，如农村组织和运作模式演变的考察和分析；文化和思想运动与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3）中国当代社会和当代史研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该中心是港澳台地区第一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名进行研究的机构）。

　　2、文化比较研究：（1）日本、韩国与中国现代化和思想史之比较研究。（2）俄罗斯与中国近现代史和思想变迁的比较研究。（3）奥图曼帝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与中国之比较。（4）探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之文明动力学。（5）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

　　3、学术出版：（1）《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创刊于1990年，设有“百年中国与世界”、“政治与法律”、“经济、社会与传媒”等栏目。已经获准在大陆公开发行并取得核心期刊地位。（2）出版研究专刊、集刊和论丛，目前研究专刊已经出版7种，论集出版5种，专题论丛出版8种。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图书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等。（3）《世纪中国》网页，与中国教育部合办，2000年启动，目前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前10名同类汉语网站，每周发表学术文章70篇以上。

　　4、组织学术会议和活动。2002年起，每月组织历史与思想研讨月会。共组织4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题目为“思想史幕后的个人、社会与国家”。部分参加者有：清华大学汪晖、秦晖，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郑大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单世联，中共中央编译局金雁，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克武、钱永祥，台湾国立政大刘季伦，日本神户大学王柯、金泰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齐慕实（Timothy Cheek）等，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论文题目以近代思想史为主，也有《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个人”观念之辩析》等当代题目。同时，中心还每年邀请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学者来中心访问演讲。中心还参与大学教学活动，与哲学系、政治与行政学系等共同培养博士生。

　　出版物简介：

　　张家港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以来（1949——1997）》。该书是港澳台地区第一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名的大部头当代中国历史。香港政策研究所1999年出版，上下册共约100余万字。作者为金融家，现任香港百富勤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国务院港澳办港事顾问，并非历史学家。但他自1979年入香港大学，任学生会国事会主席，即萌发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想法，从1985年起历时十年写成此书。全书共分十二篇68章，以1976年为界分上下册。作者在前言中说：个人喜好研究文革及改革开放初期历史，所以着墨较多。台湾只在两岸关系史中涉及。此书着重讨论与经济有关的国策，也强调对今后作出前瞻。最后他认为：“最有资格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还是大陆的专家，现时他们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政府要小心处理社会舆论，以保持稳定局面，故有一些较敏感的材料及观点仍不得随意发表。我相信中国在不久将来再进一步发展和开放后，大陆将有更多水平甚高的著作问世。”该书评论比较客观公正，资料也比较丰富，但因为使用了一些海外资料，个别史实值得商榷。该书可视为港人对大陆认识变化的代表，但作为个人著作，在学术界影响有限。

　　明报月刊编委会、丁望编辑《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主要收录中央文件、公开的报刊文章、社论、首长讲话、红卫兵大字报等。内容不限“文革”时期。前有金庸序称：我们这些资料，主要系明报及明报月刊读者“从大陆携带这些珍贵的资料出来”。第一卷《斗争当权派》，1967年出版；第二卷《邓拓选集》，1969年出版；第三卷《彭德怀问题专辑》，1969年出版；第四卷《吴晗与海瑞罢官事件》，1970年出版；第五卷《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收录有丁望研究论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因》，1970年出版；第六卷《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1972年出版。

　　香港“友联研究所”编写的资料和著作：《红卫兵资料目录》，收录1966—1968的红卫兵报刊目录，1970年出版；海枫著《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年出版，450页，记录颇细致，但研究不足；赵聪著《文革运动历程述略》第一、二、三卷，1971、1974、1975年出版，采用大事年表形式，夹以评论，各约400页；伊凡著《文革下的中共经济》，1968年12月版，200页。

　　香港“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著作：如丁望著《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 1970年出版，研究党政军机构人物。这些机构多为不固定的出版名义，在1978年后即逐渐消失。

　　《神州三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出版，多篇论文组成，主编者为李伟民。撰稿者多为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李南雄、金耀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等。内容涉及毛泽东后的中共政治方向、政治现代化、上山下乡问题等。撰稿人的基本政治趋向是关心中国的强大和现代化，对1949年革命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示肯定，但对以后的一些政治运动认识分歧较大。书后附录有1949—1979年政治、经济大事年表，三十年历史总评，台湾三十年历史总评等。在1990年、2000年又相继出版了类似的《神州四十年》、《神州五十年》。

　　《中国近代史》，下册包括当代中国史。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徐中约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文版。该书1970年以英文问世，已经修订和增加内容六版，销售几十万册，被称为海外中国研究的权威著作，多家大学采用为教材。名为“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册为1600—1923年，下册为1912—1998年。其特点：一是分期从清朝崛起入关至1923年新文化运动为上卷，1911年至1998年为下卷。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占2/5，约60万字，可视为单独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这种分期虽然自称有其学术依据，但大概是为了适应海外及香港、台湾地区特殊需要，回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华民国奉为正朔的麻烦问题。二是将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历史分章穿插叙述，最后一章专门介绍两岸关系，分析台湾问题前景。三是基本观点比较中立，如对毛泽东评价，认为是20世纪中世界最成功的革命领袖，但是革命有余，建国不足。该书使用史料多为西方和日本的。过去香港、台湾讲授中国近代史，多为英文教材，中文大学有感于此，特组织中文大学教授翻译成中文版，南京大学茅家崎等校对，作为教材，内容与以前的英文版有些区别。

　　高皋著《后文革史——中国自由化思潮》，作者是流亡海外的“民阵分子”严家其的夫人，在《前言》中自称：完成文革十年史后“我决定写作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打算先研究完成1977年至1990年这段历史，再从1949年起记叙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崎岖路程。”现在已经出版的上卷为《邓小平东山再起》，从1977—1981年，465页， 1993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中卷为《胡耀邦欲速不达》，从1982—1987年，366页，1994年同上出版社出版；下卷为《赵紫阳回天乏术》（未见到）。这两部实际是接他们在大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历史，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说成是向自由化思潮的发展史，因此内容比较注重社会民间自由化活动。类似这样的出版物还有很多，但多为带有政治、商业目的，包括大量中国当代领导人传记，没有学术价值。

 港澳台地区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一些动向

　　一、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加强，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港澳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得到了显著加强，从1980年代以前出于各种原因基本不认同这一学科、主要是少数在港澳单位收集情报作为政治宣传服务，转变为学术单位注重历史成就和经验的学术研究，少数学者已经开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题目的研究和通史撰写，但还没有设置和讲授这一课程。

　　二、由于台湾仍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学科，在港澳的研究和教学仍然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形式问题。有些学校和学者出于与大陆和台湾的密切联系，淡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概念，研究和开设课程以“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为题目，实际上他们讲授1949年后的历史还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主。台湾“中央研究院”个别学者表示，现实情况下，在港澳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形式，不如按照钱其琛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说法（“新三句”）来研究“当代中国史”好，因为“台独”分子公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作外国史来研究。还有的台湾地区主张统一的学者有感于“台独”势力修改学校教科书、删去中国历史的威胁，希望大陆学者能够理解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在这些方面“苛求”，而加强两岸对统一历史的研究合作。

　　三、在研究中，多数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予以很高评价，表示拥护，而对1978年以前的历史，或因为长期不了解真相或因为政治上的偏见，否定较多。反而是一些比较客观的外国学者叙述比较准确。如李志绥编造的《毛泽东私人医生》一书，已经有不少外国学者指出多数史实不可靠。这方面，需要我们作大量的工作，比如撰写一部实事求是而观点语言能够为港澳台读者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在港澳地区出版发行，可以填补我们这方面的宣传空白；再比如由大陆一些严肃的学者以个人身份撰写一些学术性较强、话语体系与港澳台地区相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专题史话，可以起到更多读者接受的作用。

　　四、在港澳相关机构和学者中，大陆去定居的学者已经起到了骨干作用，改变了1990年代以前台湾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如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等一些教授，都是在大陆奠定研究基础后到港的，目前担任着重要的学术职务。这些人虽然赴港原因各异，与目前大陆的政治观点已经有些差异，但基本上是希望祖国富强统一、拥护改革开放的，在共同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面，影响较大，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来源：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158